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补救之道

一、两种不同看法

20世纪60年代初，前西德总理阿登纳博士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如果世界各国人民不能有效地增强他们对基督教文化价值的感情，那么按照我们的信念，地球上广大部分的未来将是非常黑暗的。”^[1]基督教文化就是西方文化。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然而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不到十年，英国著名的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却宣称他毕生的努力就是使“现代西方人动摇并抛弃一个滑稽透顶的错误观念——现代西欧文化在各个方面超过了其他文明而达到了顶峰”^[2]。他还说，西欧在五百年间以其技术统一了全世界，但领导世界走向未来大同社会的“主轴”不在美国、苏联，而在东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在另一篇文章中汤氏更明确表示，当今世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同是基督教和西欧人，在世界文化前景谁将领导人类前进的问题上，为什么汤因比与阿登纳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呢？显然阿登纳出于感情而非理性，而汤因比则是站在世界的立场，纵观人类文明并深切洞察西方文化的缺陷与危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得出他的看法的。东方学者，例如日本的高桥进也同汤因比的看法一致。他说：“中国的……人生观和社会伦理观将会领导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3]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华裔学者成中英博士也认为“中国哲学甚至可以为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方向”^[4]。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上述汤因比等人的“中国主导论”就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被称为“新儒家”的先驱者之一的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哲学》（1921年）中就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信念直到现在还坚守不移：“世界前途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物质支配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人支配物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5]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但绝非历史的巧合，乃是基于人类实践做出的理智判断。如果说梁漱溟的理论在当时救亡图存激烈反传统的“五四”浪潮背景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为人所理解、接受而遭到一切西化派和反传统派所批判、所冷漠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出自一个西方人之口，希望通过中国文化解除世界精神危机想必不会遭到讥弹，反而会振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重、自信、自展与反思的吧！历史真是无情！

二、西方文化的危机与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具有指导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品格和活力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要明了西方文明的现状和根源；另一方面要以现代意识审视并改造中国文化，使之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透过西方文化的现状，反观中国文化，其清热解毒作用自可一目了然。

后现代化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众所周知，西方自文艺复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方便。物质的丰裕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并非一切，或许因幸福生话还必须涵盖精神充实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人类精神危机和道德堕落，更不用说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毁灭人类的地步。^[6]有人说美国有十大社会问题：恐怖犯罪、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失业、污染、社会冷酷、个人自由放任、生活机械单调、拜金主义、政府权力和消费扩大等等，这些也是西方普遍存在的现象。概括起来其实质有三：一是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道德沦丧，生活缺乏人情味。三是膨胀了人的物欲。一句话，西方文明的缺陷在于人类对自身及宇宙的疏远与对立，成了物质权势的奴隶。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宗教、哲学传统有关。汤因比将人类文化分为二十六种。西方文化来自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是一种认知文化，其特征是思辨理性，注重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追求知识，使他们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希伯来的宗教文化——犹太教营构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人和自然是这个假想的上帝创造出来的，神有权力自由处置自然万物，而人与神接近，因而神训令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允许人类自由处置万物。《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样写道：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动物的活动。

“这个革命性的教义”（汤因比语）再加上由希腊“认知文化”发展出的科技产生了对自然界毫无顾忌地探索、控制乃至征服（科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自然），造成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另外，西方传统哲学素来是以强调个人本位为基本主张，无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伦理哲学的建树。前面曾引述过的高桥进的文章认为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是由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论断引导出来的。作者批评笛卡儿从来没有想过“我思”的我以外，还存在着别的我；“我思”时，同时，存在别的“我思”这一点，因而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根本不可能提到人的共同存在性和基于连带性的伦理、道德观”。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忘掉了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招致人性价值、伦理价值的失落和社会的不安与冲突。

由于西方哲学与生俱来的缺憾，造成了今天西方文明的危机，因而西方有识之士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期从中找到某种启迪，缓解危机并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文明，这就为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中国文化提到世界文化的议程应运而生了。

三、恢复对中国固有文化价值的信心

在谈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前，需要熨服国人对固有文化价值的信念的心理创痕。自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科技和思想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新中国成立后自觉不自觉地漠视、批判传统文化和长期封闭后的开放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惊羡，使得中国人，“从上到下，从领导到老百姓”，特别是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一种倾斜和不平衡，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信心的崩毁。这就是我们的学者，虽然看出传统文化固有的潜在价值，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某种指导作用，因而需要党和国家、理论家和宣传工具做切实有效的创发性工作，用现代意识审视文化传统，爬梳抉剔，探颐索隐。既不夜郎自大，将一切传统文化自诩为国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局限严重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把传统文化都当作要不得的东西扔进垃圾堆。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就是要防止丧失民族自信心。须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政治文化上作为统一国家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举世仅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哲学以自强不息和民胞物与的悠久传统作为精神支柱。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对补救西方文化的衰退，无疑将具有导向性作用。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文化与哲学在世界文化与哲学的潮流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非狂妄之言。现代西方对《易经》《庄子》、禅宗以及儒家伦理哲学、某些文学艺术的瞩目与研究，就可窥见其动向。为了挽救人类、拯救自然，最终求得人类生存发展的和谐环境，首先要求人类自身的变革、人心的变革，即思想方法的变革、观念的变革，而此种变革的酵母或基因，应该也能够从中国文化得到某种启迪。似乎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也将为人类前途和价值取向提供一个新的指南。

四、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导向点

（一）“天与人不相胜”的和谐哲学

人与天或人与自然（社会）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哲学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一直在思考着这类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西方宗教与哲学主张人与自然对立，自然对于人来说是为人占有与被征服的关系；而中国哲学（儒、道、禅宗）则不然，它们认为“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生存的宇宙井然有序，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生相成、协调发展的关系，自然对于人具有一种亲和力，人与自然是朋友，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中国哲学中最早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一致（天人合一），人类不应以主宰者自居君临万物观点的是道家经典《庄子》：

天与人不相胜。（《大宗师》）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

人与自然不应对立，更不应傲视万物，人的精神应与宇宙精神双向交流融通。中国哲学家所理解的自然是自生、自育、自化、合规律运动的生命实体，人不仅要顺应其规律，还要赞天地之化育，即《庄子·达生》说的“反以相天”，也即《周易·象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是对自然的正确态度。中国文化哲学的主流之一是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庄子进一步认为人与天、人与人应当协调均衡，达到一种和乐的艺术境界：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运》）

庄子是以艺术智慧之光观照宇宙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知北游》）这种宇宙观既是理性的，也是审美的。人能在精神与行动上与“大美”“明法”的宇宙和谐一致，合而为一，就臻于最高的人生境界、艺术境界。中国哲人的宇宙哲学既是人生哲学，也是艺术哲学，其原因就在此。

不唯道家如是，儒家、名家、禅宗也都视万物为一和谐整体：

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

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

《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文言》）

王弼：圣人道合自然。（《老子注》）

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遗书》卷二）

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

王阳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

僧肇：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同，归于太极。（释德清《肇论略注·涅?无名论》）

物我同根，是非一气。（释德清《肇论略注·不真空论》）

上述不完全的举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都认为生物与环境，或者生命主体与客观宇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应与宇宙结成和谐一致的关系。“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一样地亲和关系。”^[7]

不过，印度佛教哲学“依正不二”，也讲客观环境与生命主体是一个整体，它们是宇宙有机整体的两个方面。当然从现象看，“依报”（一切现象世界）与“正报”（生命主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其存在的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则是一致的。所以庄子说：“自其不同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西方人缺乏对宇宙有机和谐整体的认识，加上科技革命对自然的征服，使之产生了一种骄傲感。池田指出：“现在人的骄傲程度，已达到破坏环境威胁自己生存的程度。的确，对自然个体的存在和现象，人或许是处于优越地位的，然对组成大自然的一切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对这些因素的生命连锁性来说，人们还是无能为力的。现代之所以陷入困境，正是这种不应有的骄傲、狂妄的结果。”他还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进而不断破坏自然，自然的节奏紊乱，受到创伤的自然开始向人类报复。”^[8]《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万物和谐相处，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人自身在消除与自然的对立中得到生存和发展。西方文化物我对立和科技发达滋长起来的与大自然为敌的意识，不仅造成了众多社会问题，也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严重恶果。因此哲学家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人类以外的生物环境的依存关系。中国古老的“致中和”观念对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先师刘文典先生半个世纪前在解释《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的“天均”时，用了natural balance一词，就是现在常讲的“生态平衡”^[9]。如果这一解释不误，（现“生态平衡”的原文是“ecological bal-ance”）那么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自然生态均衡发展的关系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不仅主要体现在哲学中，因为哲学是文化的理论基础，也部分贯穿在作为精致文化的文学艺术中。“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最高最美的艺术就是达到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境界。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上。钱穆说：“中国文化精神本重此心天合一之人生共相，故文学艺术诸种造诣，亦都同归于此一共相而莫能自外。”宗白华先生对王船山“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两句话极为赞赏，称其为“表出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唐、宋人诗词是这样，宋、元人的绘画也是这样”。中国园林在世界独标一格，其秘密正在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大体表现为功利境界，中国文化则主要体现为艺术境界。西方文化对自然是一种征服的姿态，而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态度，正如宗白华指出的，是以宇宙人生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一个以自然为友，讲求和谐，一个与自然为敌，重在斗争。正是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国的和谐哲学可以作为西方斗争哲学的导向点，如果树立了与自然为友的观念，科学技术越发达，就越能了解自然奥秘，按自然规律办事，更好地改造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远古先民智慧基因的传承，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有人不相信天人合一这种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起巨大作用”而要“被否定”。其实只要看看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手稿》中，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可以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了。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智慧岂能如昨日黄花，封住尘香了呢？

然而，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可作为西方文化的导向点之外，是否在人与人的和谐方面也有可作为西方文化的导向之点呢？

（二）“己立立人”的伦理哲学

人在世界上，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际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包括人自身、与亲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视人自身的完善，消除人际间的冲突而求得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重人际间的和睦、协调，道家重人与自然的亲和、一致，二者构成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汤因比称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其意大概在此。

中国的伦理道德哲学是建筑在原始人道民主和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博施济众”“仁民爱物”是孔孟的最高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套推己及人的方法，是儒家搞好人际关系实现和睦稳定的重要手段，它首先要求个体人格的修养。因此，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构建了中国独特的完整的人的本体哲学。只有个体人格完整的人，才有生活素质的丰富，才能治人治国。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思想，很好地为《中庸》“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概括。它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一整套道德政治哲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基本内容。身正然后家齐国治天下平。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要求个体的充实和道德化，认识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即在自身修养的基础上明确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的责任。其次是重视家庭的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尊老敬长，其目的在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爱亲人的基础上仁爱百姓，珍爱万物。不爱亲人的人，很难说他会爱人惜物。不敬老爱幼是人性价值的失落，人情味的沦丧，何来生活素质的提高？儒家视个人与社会为一整体，要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基础上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这就是既要求个体人格的完善与个人幸福，也要求帮助他人人格完善与幸福。社会中人人都得到充分发展，获得幸福，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

当今西方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只追求个人幸福，忽视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这种人生价值取向无疑是不可取的，至少是不完善的。中国伦理哲学蕴含的精义是否有补弊救偏的作用呢？

（三）“不为物役”的主体人格

西方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引起了偏重物欲和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相伴而生的是拜物主义，金钱至上，见利忘义，人欲横流，导致主体人格淹没在金钱物质的海洋之中。固然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素质提高了，是否给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素质一定带来正面的影响呢？我们不能设想：物质生活素质的提高，一定与精神生活素质发展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为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当然传统文化中鄙视物质生产的观念应当铲除。可不能因为重视物质生产就忽视文明道德。孔子由衷地赞美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但并不反对物质功利。孔子再三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当市场看门人），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原意当为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孔子把追求富贵当作人的本能欲望加以肯定，他自己也在积极追求，就是职位卑下也不顾惜，所反对者乃纯功利原则，即反对不以正当手段图谋私利，反对以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仁爱与正义之上的功利主义。由边沁倡导、穆勒父子促其成的功利主义原则，固然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毫无疑义，它也对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难道不值得反思？

道家主张“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意在要求人做物的主人而不做物的奴隶，高扬人格主体精神，只有这样，心情才可舒意朗畅，自由无碍；成天追名逐利，贪求权势，心灵怎得安宁，人际关系怎能和谐？《庄子·天运》里的一段话，就是针对追逐物欲的人而言：

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恩怨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一味以追求富贵、名利、权势为生活目的的人，绝不让人。一旦有了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丢掉），一旦失去就痛苦悲伤。这种人总是牢牢盯住那永无休止的物欲，一切以功利权益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像受刑戮似的一无自由。在庄子看来只有自然无为、顺任变化而不为物欲束缚的人，心灵才能自由通畅。先正己心，后正人心，“物物而不物于物”，做物的主人，而不是物的奴隶，这样就能提高人的主体性的自觉和道德自觉。有了这两种自觉，人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际关系才会和睦，社会才会稳定，从而个人生活素质和社会生活素质才会得到普遍提高。反之，追逐物欲的价值标准不变，“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第八章）

五、小　结

以上是就西方后现代化的缺陷与面临的危机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才可以说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说孔子的“和为贵”思想正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指导精神，或许并不为过。

然而面对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猛烈冲击的严酷事实，使人们容易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忽视了西方文化的内在缺失，更忽视了中国文化固有的积极价值。我们必须加倍警惕引进西方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近年来西方现代化文化的涌进，除了积极因素，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也泥沙俱下、潮水般涌来，过去为人民的价值准则似乎经不起碰撞而一下子土崩瓦解了，这种道德上的崩毁才是真正可怕的。除了用社会、经济、政治的手段予以补救外，还必须辅以传统文化综合治理。看清了这些弊端，才懂得重振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虽是谈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的补弊救偏之道，其意仍在中国现实。王元化说：“日本有些电视剧似乎充满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色彩，实际上是在利用过去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思想来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阿信》就若隐若现地含有一种儒学道德价值规观。”还说：“在日本，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的确是充满人情味的。日本的大工商企业……基本是受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这种企业组织中渗透了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观念，他们对孝道的宣扬直接反映到了日本人对自己企业的忠诚态度上。企业也像大家庭般地照顾自己的雇员。”^[10]我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统一与稳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的维系作用，我们千万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而低估它的价值。外来文化的引进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融入进自己传统文化的血液中去，不是混合，也不是杂拌。最后还是回到本题，请允许我引述成中英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德，天人合一，道家哲学强调自然无为的思想，均可克治基督教神人二分、心物二分引起的精神危机，并对环境生态一体的意识有所助益。又如儒道形上学重和谐、平衡，重相辅相成、阴阳合一的思想，也足以减少现代社会中个人一般感受到的冷漠绝缘与对立矛盾的双重意识压力。至于儒家的家庭伦理价值与世界大同的理想模式更提供了一条现代社会所面临价值失落与人性丧失问题的解救之道。总言之，发掘现代社会问题是重振传统价值的最捷途径，传统价值之能重振在其能为现代所用，在其能满足现代的迫切需要。我们也唯有在发展及培育传统治疗现代病的潜力中，才能看出与显示传统的重要性。^[11]

（本文曾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8页。

[2]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页。

[3]《中国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5页。

[5]载《文汇报》1986年4月1日。

[6]这并非耸人听闻。汤因比在《人类和大地》一文中曾有如下惊世骇俗之言：“在我们这个世代，人类已经完全实现了它对于整个生物圈的主宰。这就形成了一种威胁，要毁灭生物圈并消灭包括人类本身的生命在内的一切生命，从而挫败人类的意图。”（此文收入《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8]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7、379页。

[9]吴晓玲：《南方屐痕之十五·忆叔雅先生数事》，《春城晚报》1985年8月6日。

[10]王元化：《关于电影戏剧文学的一些感想》，《文汇报》1987年12月8日。

[11]成中英：《生活素质的哲学分析》，载《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