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第六

题　解：

“滕文公下”为《孟子》第六篇的篇名，详可参见“滕文公上第五”的题解。该篇共10章，所选用的6章，主要论述了四方面问题：一、“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仁人志士修养的目标。二、欲改革社会，就必须先教育培养一批士人，而培养人要注意环境影响和持之以恒。三、孟子以天下为己任，批驳杨、墨极端学说。改革社会当行则行，不应以任何借口而拖延。四、修养身心，不能脱离社会人群。脱离人群的修养再高，也是无补于世的。修养也要适中。

6.1原　文：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原6.2）

译　文：

纵横家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的男子汉大丈夫吗？一发怒就使得诸侯恐惧，安静下来，天下就平安宁静。”

孟子说：“这哪里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呢？你没学过礼吗？男子成人举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与告诫；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与告诫，送她到大门口，母亲强调说：‘到了你的家，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拗丈夫。’以顺从为正道，这是妇女立世居家的准则。而男子则应以天下为家，站在天下仁德的正位，走天下正义的大道；得志时，就带人民一同去行仁施义，不得志时，自己去走正义的大道。富贵不能使他放肆无度，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失守，权势、武力不能使他屈膝服从，这才叫大丈夫。”

评　论：

景春，与孟子同时代人，纵横家，于此章开篇颂赞纵横家的作用。公孙衍、张仪，皆纵横家。冠，帽子或头巾，男子加冠即成年意，男子成年贵成德。女家，汝家，你家，夫家。女到夫家贵柔顺。“无违夫子”的夫子，即丈夫。广居，天下。正位、大道，其内涵皆为仁义。

战国时期纵横家，皆从自身利益出发，投机取巧，朝秦暮楚，忽纵忽横，捭阖不已。因为纵横家几乎皆用权谋手段，欺诈他人，强夺巧取，皆违仁义之道。所以不足称赞。不能引导人们效仿他们。但中正之士为抵制、排斥邪恶，有时也不得不采用权术、施手段，可是，那只是一时之计，而长久之策，则不能以此为准则。《吕氏春秋·义赏》载晋文公与楚人战于城濮，咎犯主诈；雍季说：“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即诈术偶应急用之则可，但不可过誉。不能忘了利于百世的思想、观点、方法。所以纵横家不应过分赞誉。当然其思维敏捷，语言善辩，富有说服力，也偶有正义感，这些都是可取的。其技巧可供今日之外交与法院审案人士借鉴。但指导思想上绝不可取。孟子于此章对纵横家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因为他反对的是纵横家的巧言令色，欺诈夺利。随之，孟子提出了儒家的理想人格。这个标准是相当高尚而伟大的。第一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四海为家；第二，站在爱人亲民的立场上，待民如赤子，老老幼幼，一往直前；第三，所作所为皆为正义之举，毫无私心邪念掺杂其中。有了地位，就带动大家一起践行仁义之道；没地位自己要独善其身。富贵、贫贱、暴力都不能撼动其高尚的品格。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楷模。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能达此标准的代表人物诸如文天祥、林则徐、邓世昌、史可法、张自忠、吉鸿昌等等。

6.2原　文：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馀粟，女有馀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原6.4）

译　文：

彭更说：“跟随您的车子几十辆，随从人员几百人，而使各国诸侯轮流供养，不也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不合道义，即使人家一碗饭也不应接受；合乎道义，舜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你以为过分吗？”

彭更说：“不然。读书人不做事而要人家供养，是不应该的。”

孟子说：“你如不互通产品、交换做法，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那么农夫就有多余的粮食，织布妇女就有多余的布；如果你互通有无，那么木工、车匠都能从你那里得到粮食。假如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尊敬官长，遵行先王之道，且以此培养一些后辈学者，他却从你那里得不到粮食。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车匠而轻视推行仁义之士呢？”

彭更说：“木工、车匠，他们的志向就是要求得饭吃，君子修养仁义的志向也是求得饭吃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要以志向来衡量呢？他对你有用，值得供养而供养罢了。再说，你是供养志向呢？还是供养功效呢？”

彭更说：“供养志向。”

孟子说“这里假如有一人，打坏屋上的瓦，涂脏墙壁，他的志向是想求得饭吃，那你供养他吗？”

彭更说：“不能。”

孟子说：“那么你就不是供养只有志向的人，而是供养有功效的人。”

评　论：

彭更，孟子弟子。泰、甚、过分。箪，竹蔑编的饭碗。梓匠，木工。轮舆，制造车的工匠。羡，余，过剩。

彭更提出此问题，绝非偶然。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道家庄子反对儒家的作为。《庄子·盗跖》斥责孔子说：“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及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于此问题上法家与道家相似。《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借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法家认为用儒家思想治国就会“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所以韩非说：“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法家认为有用的就是一心耕地多收粮食；打仗多杀敌人。而儒者既不能杀敌，又不能种粮。反而使种粮者益少、杀敌者愈寡。所以韩非将儒者称作五种蛀虫之一。墨家对儒家亦是攻击有加。在《墨子·非儒下》一篇中对儒家百般挑剔攻击，说：“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由道、法、墨三家对儒家的抨击，可以想见战国时期社会上有几股批判儒家思想的势力。所以此章孟子学生彭更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其实是彭更转述社会上反对派对儒家的舆论。舆论的核心是说儒家不务实而务虚，不耕不织，而衣而食。无论哪股势力批儒言辞的本质概莫能外。所以此章孟子集中批驳了攻击儒家的各股势力。孟子理直气壮，词锋犀利，捍卫了儒道尊严。

其实，道、法、墨批儒文章，多不严肃认真，多有戏虐之辞，所举事例多为随心所欲的编造，不负责任地随意夸大其辞，大有过激之语，令人不信服。而孔孟之作凡言皆合于礼、中庸，不过又无不及。所以比照而观，孔孟之书确为圣贤所作。

6.3原　文：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傳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音休xiū）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原6.6）

译　文：

孟子对宋臣戴不胜说：“你希望你的王成为一个贤君吗？我明确的告诉你，比如有位楚国大夫，想叫他儿子学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教呢？还是找楚国人教呢？”

戴不胜说：“让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众多楚国人干扰，即使天天打骂逼他学齐语，也学不成啊！如把他放在齐国的庄岳街坊几年，即使打骂逼他再讲楚国话，也是不可能的。你说薛居州是贤良之士，使他住在王那里。如在王周围的人，长幼尊卑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王还能与谁做错事？如在王那里的人，长幼尊卑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王又能与谁做善事？一个薛居州，对宋王的影响能有多大呢？”

评　论：

戴不胜，宋国臣。薛居州，亦宋国臣。傅，教育。咻（xiū），喧闹。庄岳，齐国临缁街里名。独，将。王引之《经传释词》云：“独，犹将也。《左传·宣公四年》：‘弃君之命，独谁爱之。’《楚语》曰：‘其独何力以待之。’”

孟子于此章主要讲圣贤们尽管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去改造社会，但旧环境的影响很大，羁绊着君主不能剜肉疗疾。因此，圣贤的理想不易得以实施。但此章孟子从侧面又告知世人，改造社会应从教育上着手，培养仁人志士，形成一定的规模与影响力，而后对君主多方面地进行影响与说教，方可见效。此章是孟子说薛居州势单力薄，对宋王无可奈何。而反衬出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宣传仁政王道队伍的强大势力。

此章从两个方面透露出了教育问题：一是学外国语言的环境非常重要；二是要想做成大事，首先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人材，有关人材有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力量，改革大事方可完成。

6.4原　文：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音壤）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原6.8）

译　文：

宋国大夫戴盈之说：“十比一收税，免去关卡、市场的征税，现在还没做到；请先减少些，等来年再实行，怎么样？”

孟子说：“如果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有人劝他说：‘这不是君子应该干的。’偷鸡人说：‘先减少一些，一个月偷一只，到明年就不偷了。’如果知道偷盗不合礼义，就应该即刻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

评论：

戴盈之，宋大夫。今兹，现在。攘（），窃取、盗取。《广韻·阳韻》：“攘，窃也。”《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孔安国传：“自来而取曰攘。”赵岐注：“攘，取也，取自来之物也。”朱熹说：“攘，物自来而取之也。”

此章孟子以形象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应迅速施行仁政。既然认识到以前做法是错误的，就应该立即扭转，不应拖沓。孟子是伟大的思想家，理想是美好的，积极致力于社会改进，以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这都是值得今人借鉴与赞扬的。但孟子并非政治管理的实践家。事实上，历史上有多少次改革，凡操之过急者，没有不迅速败亡的。即使一时得以坚持，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麻烦。所以戴盈之的做法很可能是对的。当然，孟子就一般意义论，由暴政变为仁政，越快越好，不能找任何借口以拖延，这无疑也是正确的。孟子也会理解社会变革要渐变，不能骤变的原由，但此章只是孟子强调施行仁政不可延缓。

6.5原　文：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音匠）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音巨j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音必bì）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原6.9）

译　文：

孟子学生公都子问孟子说：“其他学派的人都说老师好辩争，大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哪是好辩争呢？我是不得已呀！天下有人类很久了，治世和乱世交替出现。尧那个时代，江河倒流，在中原各地泛滥。蛇龙蟠踞，人民无处居住；低洼地的人便架木为巢，高土地的人便挖土为洞窟。《尚书》说：‘洪水警告我们。’洪水就是涨大水。派禹去治水。禹挖河道而引洪水注入海，把蛇、龙驱赶到沼泽中去；使水由疏通的河道中流淌，于是就形成了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了。排除了环境危险，禽兽的侵袭也被消除，然后人民才得以到平地上来居住。尧、舜死后，圣人之道随之衰败，一代一代的产生暴君；他们毁坏人民的房舍而修池、湖，使老百姓没地方住，禁止人民种地而使之成为豢养禽兽的猎场，使百姓吃不上穿不上。于是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再度产生。猎场广阔，湖泽深远，猛禽巨兽就来了。到了商纣王时，国家再度暴乱。周公姬旦辅佐周武王，惩罚了商纣王，又讨伐了奄国；三年后杀掉了奄国国君，还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把虎豹犀牛大象都赶到了远方，天下百姓兴高采烈。《尚书·君牙》中说：‘伟大光明的周文王思想啊！伟大的继承者，英雄的周武王啊！帮助启迪我们后辈人，使大家都走正道而无缺失。’社会又衰败，道义丧失，邪恶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有抬头；臣子杀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非常忧虑，于是写了《春秋》这部书。修史书，本是天子的大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就因《春秋》这部书吧！怪罪我的也因《春秋》这部书吧！’圣王没有产生，各诸侯放肆无羁。无位之士胡乱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杨朱一派，就是墨翟一派。杨朱一派主张为自己，这是目无君长；墨翟主张兼爱，这是心无父兄。不敬父兄、不尊君长的人就是禽兽。鲁贤人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圈里有肥马，而老百姓满脸饥饿的颜色，原野里有饿死的尸体，这是率领野兽来吞食人民啊！’杨墨的学说不止息，孔子的学说不昭彰，这就是邪恶学说欺骗人民，阻塞仁义之路。仁义之路被阻塞，那就是带领野兽来吃人，这样下去就会人吃人了。我为此很忧虑，（所以）维护先圣先贤的正道，排斥杨朱、墨翟学说，驱逐他们错误言论，使持邪恶言论的人无有张扬的机会。邪恶学说如产生在心里，就会影响所作的工作；如出现在工作中，就会影响做官的质量。即使圣人再生，也会赞成我这些言论的。过去禹控制大水，使天下太平；周公统一了南北少数民族，驱除了凶猛的野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写成了《春秋》，而使天下叛乱之臣、不孝之子有所收敛。《诗经·鲁颂·閟宫》说：‘打击戎狄，惩治荆国、舒国，那就没有敢抵抗我的了。’胸无父兄、目无尊长，是周公所反对的。我也想端正人心，熄灭邪恶学说，抵制偏激的行为，驱除错误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哪里是喜欢争辩呢！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呀。能以言论驱逐杨朱、墨翟影响的人，是圣人的传人啊。”

评　论：

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其他学派的人。好辩，指以辩论争胜为乐。不得已，本不是自己的志愿，但卫道需要，又不得不去批判非儒之说。掘地，挖掘河床，疏通河道。菹，多草的沼泽地。赵岐注：“菹，泽生草者也。今青州谓泽有草为菹。”《集韵·御韵》：“蒩，泽生草曰蒩。或作菹。”沛泽，雨水丰沛的沼泽地。其实菹、沛泽是不同说法而已，其意义相同。奄，东方无道之国。飞廉，纣之宠臣，后世称其为助纣为虐者。丕，大，伟大。显，明，光明。谟，谋，思想。承，继承。烈，英雄。闲，赵岐注：“闲，习也。”朱熹注：“闲，卫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闲，假借为娴。”此为熟，熟悉，熟习。即把圣之道学得非常熟。距詖行，排斥偏颇的行径，詖，偏颇，不正，过激。《说文·言部》：“詖，古文以为颇字。”放淫辞，驱散、驱逐过分的言词。

孟子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同的灾难。尧时天下洪水泛滥，蛇龙为害。人民不得生存。自然就需要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人物去组织人民治水、驱逐龙蛇。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也是英雄人物自己的需要。英雄人物需要历史舞台去实施自己的思想，去践行自己的模范作为。但尧舜禹去世了，一般的统治者私欲膨胀，肆无忌惮地掠夺民脂民膏，苍生涂炭，野满饿尸，中国大地上由自然灾难变为邪恶君主造成的灾难。桀纣的横行，使得人心思变、思圣贤。于是汤、武应运而生。

此章写了周武王同汤伐葛伯一样，不得已而伐商纣。万民歌颂，天下咸宁。周公旦，继承周文王、周武王遗愿，唯恐周成王腐败，苦口婆心，劝戒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敬天保民”，“若保赤子”要“无逸”，永远不要贪图安逸。但其后世逐渐无状失范，周穆王周游天下，不务国政；周厉王，妄图封人民之口、一手遮天；周幽王昏庸无能，为犬戎所亡。东周各代君王及所辖诸侯劣迹斑斑，朝失纲常，民无规范，“臣弑君，子弑父”屡见不鲜。诸如此类，代代相因，人民又回复到水深火热之中。孔子担当了历史大任，著《春秋》，明纲常，叙人伦，力挽败坏伦常的狂澜。留给后世的《论语》一书，更是孔子与弟子们呕心沥血传授仁、礼、中庸之道，倡导“天下均、和、安”的圣书。孟子认为孔子的治国兴邦的伟大思想，没有圣王去推行，所以天下邪说横行，杨朱大谈“为我”，利天下之事不去作为，墨子主张“兼爱”，不分亲疏、君臣，都是导致天下孔道不昌，伦常毁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根源。所以必须辨明谁是谁非，使孔子思想得以重放光芒，以利天下人有所遵循，恢复纲常伦理；形成良风美俗，几近均、和、安。这个历史阶段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孟轲身上，“舍我其谁也”。不能，也不应退缩，所以孟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所以孟子说：“这哪是我孟轲好辩论争强胜的问题呢？”而是不能不这样做，而是必须这样去做，才能完成历史使命。此章极鲜明而充分地反映了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6.6原　文：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音乌wū）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音曹cáo）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音必炉bìlú），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音促cù）曰：‘恶用是鶃鶃（音亦亦yìyì）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原6.10）

译文：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他住在於陵，三天没吃饭，耳朵听不见了，眼睛看不见了；井旁边有颗被虫啃了一多半的李子，陈仲子爬过去抓来吃，免强吞咽下去，然后耳朵听见了，眼睛看见了。”

孟子说：“在齐国士人之中，我一定把陈仲子看作是第一位的人物。即使这样，陈仲子怎么能称得上廉士呢？要扩充陈仲子的操守，就必须把人变成蚯蚓而后才可以做到。蚯蚓上食干土，下喝地下水。而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盖的呢？还是盗跖盖的呢？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呢？还是盗跖种的呢？这没法确知。”

匡章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他自己编织草鞋，妻子搓麻绳，拿去换房子与食物呀！”

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他哥哥陈戴在彩邑盖地年获禄万锺。陈仲子认为哥哥所得是不义之食而不肯吃；哥哥所住的房屋是不义之室而不肯居住。于是躲开哥哥、远离母亲，到於陵住下。有一天回家，恰有人给他哥哥送来一只活鹅。他便皱着眉头说：‘为什么要这个嘎嘎叫的东西呢？’过了几天，陈仲子的母亲把这只鹅杀掉，给他吃了。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就是嘎嘎叫的肉啊！’陈仲子跑到外面吐出了鹅肉。母亲做的饭菜就不吃，妻子做的饭菜就吃；哥哥的房子就不住，於陵就可以住。这还能扩充他的同类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把人变成蚯蚓后才能传播他的操守啊！”

评论：

匡章，齐国人。陈仲子，齐国的廉洁之士。於陵，地名。螬，蛴（qí）螬，即一种害虫。槁壤，干土。黄泉，地下水。辟纑，捻麻线、煮沤麻线。此指纺麻线织布。鶃鶃，同鶂鶂。鶂同鹢，水鸟名。此章，鶂鶂指鹅叫声。频顣，即频蹙，皱眉头。

此章以陈仲子为例论述了任何高洁之士，任何高尚思想，都不应却他人于千里之外，都不能脱离群众。梁萧统《文选》四十五卷：“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听。”三国魏李康《运命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三则材料都是讲为人修养也不可脱离人类环境，如到了只有自己是最廉洁、最清白、最高尚之时，那么群众则距之遥遥，没有人站在他一边。他如是普通群众则已，如是领导干部、官员，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失去了号召力、组织力、调动力。作为管理者，其任务就是带动所辖地区民众，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管理者的思想认识能力、自律精神无论如何高超，但其所作所为必须使群众能够接受，使群众觉得是一路人。这样，才能使群众服从管理，以至共思地方大事。像此章陈仲子那样只吃他认为来路清白的食物，几乎饿瞎了眼；不吃别人送给当官哥哥的鹅，宁可失去哥哥、母亲的亲情。这样，陈仲子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他的高尚操守又有谁去效法呢？孟子说得深刻极了，他要有徒众，那就得把人变成蚯蚓了。再说了，陈仲子可以躲开他的当官的哥哥以及与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母亲，他可以自己种地、妻子可以纺麻线织布。那么他所用的一切就能保证没有不清洁人所为的吗？世间之事不可能都是伯夷、柳下惠所为。难道陈仲子就不生活了吗？要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不沾染世俗社会风气，只能是相对的。不能是绝对的。绝对了就没法去参与管理社会工作，就没办法调动民众去逐渐改造社会。儒家思想从不绝对化，孔子、孟子从不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只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带动民众去改造社会的恶风劣迹，争取使社会接近“均、和、安”。所以儒家思想的基本点是“孝悌”、“爱人”、“亲民”，主张与各色人物要“和”，要使社会的多种声音互相配合，形成美好的乐章。《老子·五十六章》所谓“和其光，同其尘”。都是主张包容，使不利因素化而为有利的和谐。人民的修养、官员的修养均离不开群众。如果因为自己修养高了，就失去了群众的拥戴，甚至被视为另类、是怪物，尽管可能群众认识有些落后，但这种修养也还是放缓一些，等群众认识上来了，再往前修养为好。因为官员是民众的带头人，失去了民众还叫什么官员呢？此章，显然孟子反对过于苛刻的自身修养，反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修养。修养的标准应该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得了的。这样易于团结广大群众，一道维护做人之道、治国兴邦之道。孟子于此章，深刻教育人们修养与主张都要防止造成孤家寡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