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子路

题　解：

“先进”取于《论语》第十一篇第一章首句“先进于礼乐”前二字。该篇共有25章，选用13章。该篇开篇即讲孔子认为礼乐之教当推广于百姓，不当只限于君子上层。这是“任重道远”之大事，所以孔子培养大批人才欲以广远弘道。该篇大多章节是讲孔子通过评价学生的修养程度、认识能力，以教诲、指导学生。同时也展现了孔子的教育成果，即各位学生的德才之长。而孔子的现实教育思想，对人鬼、生死问题一贯是重人事，“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孔子思想与宗教迥异。

11.1原　文：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原11.1）

译　文：

孔子说：“先辈对于传布礼乐，重在百姓。后辈对于传布礼乐，重在君子。如用我去传布礼乐，那我一定按先辈的作法去做。”

评　论：

先贤释此章歧义颇多。当代人杨伯峻先生采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将其译为：“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对此，时人多为认可。可仔细斟酌，亦觉得不可。受朱熹说启发，当为：先进，先辈；后进，后辈。先辈对于礼乐，即推行礼乐教化，注重全国老百姓；后辈对于礼乐，即行礼施乐只注重君子。如用我去推行礼乐，那么我将按先辈注重全国百姓的做法行事。《礼记·闻居》：“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礼记·乐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至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可见，礼乐是为全天下百姓而制、而实施的。它是最大最高的教化手段，是政治的基础，亦可谓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面向广大民众的。绝不只是为少数统治者自身制定的规范。上列《礼记》文的“小人”、“因人之情”的“人”，“以民为坊也”的“民”、“百姓无患”的“百姓”、都是指广大民众。所以礼乐重在推行于百姓之中，不要把礼乐束之高阁，只在统治者之中倡导。孔夫子一生为天下“均、和、安”而推行礼乐教化。《论语·宪问》：“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即统治阶级带头推行礼制，老百姓便容易调动、指挥。但如果不普遍在百姓中推行礼制，管理者的以礼教民、导民、化民将是无济于事的。这都是在讲学礼学乐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布仁行义，国泰民安。因此孔子强调先贤传播礼乐给老百姓，后辈只是在统治者当中倡导礼乐，把礼乐作为一种装饰统治者门面的工具，是不足取的，所以孔子表明自己要照先贤那样把礼乐传布给全体民众。这也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具体化。

11.2原　文：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原11.2）

译　文：

孔子说：“与我共甘苦的弟子们，都不登门了（非不登门，而是一日不见如三秋的感情使然）。德行修养好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政事出色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化学问的有：子游、子夏。”

评　论：

先贤郑玄、皇侃、邢昺诸先生均认为“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系“言弟子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也”。近人钱穆先生说较为可取。其实当为孔子年逾七十时，回想当年，周游列国，寻求仕位，以行仁布道，可多次遇难。虽在困厄不安之中众弟子无有难色，个个奋勇向前。很难得呀！但现今这些弟子都不登门了。或亡故，或出仕，或迫于生计而远走奔波，或经营产业。总之，到孔子晚年时，周围多是年轻弟子了。其实，尚在的共患难过的弟子，不是不及门，是迫于诸多原因少及门。而老年孔子尤思有作为的先时弟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他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不及门”的先弟子们对其情感十分笃诚。只是孔子与弟子情感不可分，须臾间不愿离也。《史记·孔子世家》：“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是在此类情景下讲的“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孔老夫子盼儿女似的企盼弟子，守望于门。此情景可以想见，可以理解。所以“不及门”，是说不登门、登门少之意，非为先儒先贤之所论。孔子接着如数家珍，从四个大方面分类诉说了弟子们的优长之处，这是一种极其珍爱弟子及其学识的充分反映。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部分人既可理解为是因材施教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因材施教的依据。但此处绝不是谈教学方法，而是孔子晚年也念念不忘自己的教育成果，举了四方面的例子，欣赏自己学生的才能。这是孔子晚年凄凉生活的最大慰藉。

11.3原　文：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原11.3）

译　文：

孔子说：“颜回呀！不是帮助我的人啊！对于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评　论：

孔子不愧为至圣至明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到了老年仍然思想清晰，考虑问题深刻。从不把时人与弟子们的充分肯定作为自身的全貌，经常愿意听取弟子们的意见，尤其不同意见。颜回是他最满意的学生，他多次表扬，但也能清醒地认识到颜回也有很突出的缺点。孔子自己意识到需要弟子们多提不同意见、反面意见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而颜回对其所有言语无所不欣然接纳，所以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显然，孔子认为能帮助他的人是能提一些不同意见的人。可见孔子自修有道，能广泛地接纳众人之知以提高自己。同时也令后人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或下属是不能帮助自己进步的人。反之，也使人明了，给自己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的人，是帮助自己进步的人。

11.4原　文：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原11.4）

译　文：

孔子说：“真孝啊，闵子骞！使人没有攻击其父母兄弟的借口。”

评　论：

间，隙，人们没有攻击其父母兄弟的口实。闵子骞至孝，孔子大力赞之，这无异义，但“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一语先贤争议颇多。多认为闵子骞尽孝达到极致，所以世人对子骞绝无异词也。其次，有几家认为是，闵子骞真正做到了孝，父母兄弟交口称赞他，人皆信之而无异词也。其实不然，是指由于闵子骞的纯孝、大孝、真正的孝，使父母兄弟做事依礼，行事规范，得到了好名声。社会上对其父母兄弟绝无二词，只是称赞。孝子对父母兄弟的名誉要负责，不能一味地顺从父母。孔门孝道是真正的孝，不是愚孝，更不是没落时代将孝说成的绝对服从，进而要求百姓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而是孝子要依礼而行，对父母违礼之事绝不顺从，以免使父母陷于不义。此讲法受刘宝楠引焦循《补疏》之启发。《汉书·谷永杜邺传》载扶阳侯韦育举杜邺为贤良方正，杜邺回答问题时，说：“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礼者，故无可间也。”《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王莽时，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为议曹史。当时王莽频频用兵，赋税太多。范升就向王邑提出建议，说：“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君上为忠。”此二则史料均言孝亲、从亲所行均合乎礼，以致使父母合于礼、合于理，那么社会上对父母就会有很好地评价，即“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使父母兄弟有了好名声，就是大孝、纯孝、真正的孝。《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其中着重点在“以显父母”，这是孝的最高表现。而闵子骞依礼孝父母，纠正父母之非礼之处，以使其父母得到好的名声，所以孔子赞美他是真正的孝。刘宝楠说：《艺文类聚·孝部》引《说苑》云：“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无留。子骞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依此事，闵子不从父令。则后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两弟温暖，无愠心，而恐母遣两弟寒，是下顺兄弟。于是父感之，其后母与两弟亦感之。则此一不从父令而谏，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寻常不苟从令可比。孔子称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

11.5原　文：

颜渊死，子哭之恸（音痛tòng）。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原11.9）

译　文：

颜回死，孔子哭得很痛心。跟随的人说：“老师您哭得太痛心了。”孔子说：“有那么悲痛吗？不为颜回之死而悲痛，为谁悲痛呢？”

评　论：

此章又进一步地反映了孔子与颜回之间的深厚的师生之谊。同时也反映了孔子及其同心求道传道的弟子们以“道不行”而痛心疾首。

11.6原　文：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原11.11）

译　文：

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说：“没能解决好如何对待人的问题，怎么讨论如何对待鬼了呢？”子路又说：“我大胆问问死的问题。”孔子说：“生的问题没弄明白，怎么知道死的问题。”

评　论：

孔子一贯思想是重人事而远鬼神，《雍也》载：“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深知，不信鬼神可以，但世俗习气不可全违，所以不能亵渎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但一般是“远之”，即不接近他，不去深究其情事。可也不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究竟为何？周公制定的文诰《尚书·大诰、康诰、酒诰、召诰》等所体现的“敬天保民”思想，其中的“天”就是神。为何在摧毁殷纣王“天命在我身，其奈我何”的护命符，取得了周的新政权之后，周公还提倡“敬天”？其中有其必要性，即以天、神、鬼去制约不肖子孙，制约统治者的贪欲。孔子深悟周公之用心，但又唯恐陷于殷滥祀鬼神之势。于是采取了两可的态度，事实上即中庸的态度。孔子对待鬼神的解释标准对其现实社会有积极意义。杨伯峻先生引《说苑·辨物》：“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此节文字尤为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偶讲鬼神，完全是教导世人的需要，本质上是不相信有什么鬼神的。但也不全否，原因是有时还用以进行教化。而对自己的弟子则明确教导要力行人事，免谈鬼神。所以当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问题时，孔子说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尚未解决，怎么能去探讨鬼神之事呢？子路又问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生尚且未弄明白，何必探究死的问题呢？显然，孔子一贯重人事、重现实，但也不否定鬼神问题，只是悬而不下结论，即对鬼神之事留有余地。一般“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在避不开此类问题时，亦设法使之解释利于社会进步、利于个人修养。

11.7原　文：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原11.13）

译　文：

鲁国有人做财政官长。闵子骞说：“一仍旧的惯例，怎么样？有什么必要另来一套呢？”孔子说：“此人一般不大讲话，一讲就中肯。”

评　论：

此章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待社会管理制度问题，不要擅自改变，不要骤变，只可渐变，让世人有常规可循，以防止社会管理上的混乱；二是孔子肯定闵子骞不言则已，言必深中肯綮。此二点均可谓之孔子的主张。可见，此章本义并不复杂，古人将其讲复杂了。鲁人，鲁国人，即鲁国有的人。当然此鲁人需是有大夫身份的人。为长府，为府长，做府的官长。即鲁国某大夫荣任管理财政的官长。府，收藏财货的地方叫府，引申为管理财政的衙门。新上任的官长破坏了原有礼制，自作主张强行改制。闵子骞对此说：一仍原有的惯例，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另搞一套？孔子对闵子骞的话予以评论说：此人一般不大讲话，一讲话就抓住了要害。有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意。闵子骞所以能有如此成绩，是其长期谦和修养进取的结果。

11.8原　文：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原11.14）

译　文：

孔子说：“仲由的瑟音，怎么能出于我的门下！”于是学友们瞧不起子路。孔子说：“仲由的学问已进入厅堂了，只不过未进入内室而已。”

评　论：

《史记·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继承弘扬了周代的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教弟子文有杏坛，武有射圃。教育内容有文有武。文，包括诗书礼乐、忠信、乃至易理。正因为乐是孔门之教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仲由鼓瑟是学习的正常步骤。至于古人将“由之瑟”分析出“杀伐之音”、“北鄙之声”，这也不一定根据充分。但子路是赳赳武夫、猛烈刚直之士，缺乏缜密的思维、缓和安乐的情怀。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唯乐不可以为伪”，是人们真诚情感的抒发。所以子路鼓瑟自然而必然地流出他的野犷、刚直、粗放的性情，这是君子之乐所不允许存在的。故而孔子说：仲由的瑟乐，怎能出在我的门下呢？于是其他弟子们就看不起子路。孔子处理任何问题总是自然而然地本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他批评子路重了一些，唯恐众弟子误解，于是又给子路一定的肯定：“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即孔子说：仲由学乐的成就已进入厅堂了，只不过尚未进入内室罢了。孔子在教诲弟子时，经常采用纠偏补弊的办法，以引导弟子处事不走极端。凡事要仔细分析，不要偏执一端而盲目追随。一般讲，孔子批评不是全部否定，表扬不是全部肯定；其总能把全面看问题与具体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11.9原　文：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原11.15）

译　文：

子贡问：“子张与子夏谁更贤明些？”孔子说：“子张过一些，子夏有些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强些吧？”孔子说：“过如不及”。

评　论：

师，颛孙师，子张；商，卜商，子夏。《子张》篇：“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由子张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可得知子张行道坚决笃诚，不怕牺牲自己。这充分反映出子张行道只能过，而不会不足。尤其《子张》篇“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所以孔子说：“师也过”是有充分根据的。当然孔子说：“商也不及”，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子夏所主张与倡导均为平稳之论，切实可行之说，诸如《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八佾》：“子夏曰：‘绘事后素’”。诸如此类的二者言论均可说明二位先贤行道之程度不同。明显子张激进一步，子夏平稳一些。孔子更了解他的弟子，在道的问题上，子张过，子夏不及，均未至于中。于《礼记·经解》中有如下记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二子未至于中，主要因为未中于礼。对礼的理解或执行，均有过或不及，所以在修道行道上不易至于中。子贡所以提出此问题“师与商也孰贤？”即子贡聪明人也难于辨明谁贤明一些。而孔子始终未说谁更好一些，而是说：“师也过，商也不及”，且言“过犹不及”。未至于“中”，“过”与“不及”都是不理想的。中即中庸，恰到好处。那么谁能达到中庸的程度呢？即使颜渊，孔子也未许为至中道。其实，只有孔子达到了中庸。他处理任何问题，指导任何学生均能本中庸之道，行中庸之道。

11.10原　文：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原11.16）

译　文：

季氏比鲁国国君富有。而冉求为其聚敛财富，并不断使之增加。孔子说：“这不是我的弟子，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他。”

评　论：

周公，即鲁公，鲁国国君。因其为周公的后代，所以时人称鲁公室为周公之家。鲁权臣季孙氏比鲁公室还要富有，这显然不正常，违背了君臣礼制。孔子主张“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而冉有竟然还为季孙氏继续聚敛财富，使之更富。附益，增加。其实质季氏擅权专政、僭君权而犯上，鲁人皆侧目而不敢言。季氏横征暴敛，势必使贫富更为悬殊，而儒家理想社会是达到“均、和、安”，如果社会管理者破坏了社会的相对均衡，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动乱、暴乱，这是于国于民祸患无穷的。作为仁道的倡导者、推行者孔子对此当然极其不满。尤其他的弟子冉有违背师教，助纣为虐，令孔子更加不可容忍。于是他说：冉有这么做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他。这并不是孔子与冉有自此决裂，而是孔子对助恶者的严厉批评、斥责；也是在号令弟子们群起而攻之的同时，教育全体弟子要明白，学道为官要利民，不能助纣为虐；更是通过声讨冉有而声讨季氏这个专横权臣。孔子于此，申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主张相对均衡的，不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使人看出他培养的是“周急不济富”的仁德君子。

11.11原　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音必bì），由也喭（音彦yàn）。（原11.17）

译　文：

高柴愚朴而厚诚，曾参正直而迟钝，子张急肸而偏激，子路粗爽而狡黠。

评　论：

柴，高柴，字子羔。愚，非愚昧之愚，乃愚朴、诚实朴厚。参，曾参。鲁，非鲁莽之鲁，又非笨拙，而是诚实朴厚之中的正直，非激烈的刚直。师，颛孙师，子张。辟，偏辟，偏激，过激。前章“师也过，商也不及”的“过”，与“辟”应是同义。由，仲由，子路。喭，粗俗也。而其实质，此喭字应是粗俗中的狡黠之辩。以教育的观点看孔子与《论语》，至此章，诚令人拍案叫绝。一位师长，对自己的学生了如指掌，精确揭示了四位弟子的性格。由此可见，孔子把弟子们研究得极其深透。每次对学生进行评论，所言极是，准确极了。教师做到此种程度，就会自然而然有针对性地去教诲学生。即在深刻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因材施教。这是今日师长极为应该学习的。教师不了解自己所教育的对象，就会无的放矢，空费教育时光与资材，贻误国家育人兴国之大计。所以欲搞好教育工作，则必须首先了解学生，而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11.12原　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原11.21）

译　文：

子路问：“听说一件事就去办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世，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办呢？”冉有问：“听到一件事就去办吗？”孔子说：“听到就去办。”公西华说：“子路问，听到一件事就去办吗？老师说有父亲、兄长在世，需请教了再办。冉求问，听到一件事就去办吗？老师却说，听到就去办。我感到迷惑，请教一下。”孔子说：“冉求退缩，所以激励他快捷；子路好胜，所以教他平稳些。”

评　论：

朱熹评孔子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本章非但写教育各因其材，亦揭示了管理各色人物亦需各因具体情况之真谛。子路、冉有二人资质性格迥异，子路好胜，雷厉风行，莽撞；冉有谦退，迂缓迟钝，沉稳。孔子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至圣至明的好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洞察每个学生，如见其肺肝，深刻极了。所以其教育学生、指导学生，针对性极强，极确切。当子路问孔子，一件事听到后就即刻去办吗？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堂，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做呢？弦外之音是应报告父兄，且与之商议后方可行动。冉有问同一个问题，孔子却回答说：听到后即刻去办。孔子毫不含糊，确凿地告诉他要雷厉风行。当时公西华在侧，他是孔子的年龄小的弟子之一，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解。孔子说：冉求过于谦退，所以激励他上进；子路好胜，所以我教他三思而行，谦和一些。《礼记·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做一个优秀教师者，就能做好一个优秀的官长，能做好一位官长就具有了管理方法、统治方法，所以教师是教学生管理方法、统治术的人（此“学”字，作“教”字讲，见《学而》篇评论）。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此章不但注重教育上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问题，而且从培养统治人才方面，为弟子们树立了管理的范式。

11.13原　文：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音式shì）父与君，亦不从也。”（原11.23）

译　文：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称得上是大臣了吧？”孔子说：“我以为你要问其他什么，还是问仲由与冉求啊！称得上大臣的人，能用仁道辅佐君主，不能的话就不做这个官。现在仲由、冉求，只能称得上一般的臣子。”季子然说：“那么，他们都是顺从主人的了？”孔子说：“犯上作乱的事也是不会顺从的。”

评　论：

本章孔子巧妙地借回答季氏子弟子然之问，指出为臣之轨范，警告季氏不要做出弑君大逆之事来，从中反映出孔子了解学生的深刻程度。季子然问孔子，子路与冉有可以称得上辅弼大臣了吧？其中透露出季氏家族的狂妄，自我夸耀，连子路、冉求这等能行政事之良材都为我用，我的力量如何？孔子非常明晰其内心篡逆之欲。于是说：我以为你要问什么不一般的事呢，原来是问仲由与冉求的事啊！所谓大臣者，即称得上大臣之人，能够用仁道辅佐君主，如果多次谏君行正道而不得，则弃职不留。仕而利世，非为谋利。因此，君不听善言而独断专行，则不能为仕而仕，这才称得上大臣。现在仲由与冉求所为，只能称得上一般的臣子。孔子之所以如此说，其理由是仲由、冉求助纣为虐。《季氏》篇孔子批评二弟子说：“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节正说明了仲由、冉求非为大臣之资质，因为他们未做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季子然又问：那么二子是俯首贴耳的任其摆布之臣了？孔子回答得更为巧妙：如果使令他们随从去弑父弑君，也是绝不服从的。此处又一次深刻地反映出，孔子以老师和领导者的身份，对学生洞悉无误。既深知二子没能阻止，也没有能力阻止季氏行恶事，但二子也绝不会随从季氏的篡逆行动。这是孔子日常在教诲弟子中，深深掌握的二子做人处世的底限。孔子对二子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能做到什么程度，敢于打保票。真是一位好老师，也真是一位好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