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什么小人什么

题　解：

篇名“子路”取于《论语》第十三篇第一章首句“子路问政”前二字。该篇共30章，选用16章，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如何为政，“先之劳之”“无倦”；“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正名”；“上好礼，上好信，上好义。”“身正令行”；“富而后教”，“近者说，远者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是如何做君子仁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和而不同”；“泰而不骄”；“刚毅木讷”；三是，善人、士人当如何作为与做事的功效。该篇重点在于为官当“先之劳之”为民作表率，以首先践行“礼、义、忠、信”为榜样，然后带动民众一起去行道，以使社会向“均、和、安”的目标发展。

13.1原　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原13.1）

译　文：

子路问为政。孔子说：“先为民做表率，而后使役人民。”子路请老师进一步指导。孔子说：“不疲倦地做下去。”

评　论：

子路问政。孔子告知以“先之劳之”，凡使役民众，凡号令民众致力于办公事，统治者必须身先民众，走在前头，此谓“先之”。统治者处处事事能起表率作用，当然包括“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的修养，也是人民的榜样楷模。“信而后劳其民”，民虽劳苦而心悦诚服，此亦为“先王”之道。有此“先之”之行，“先之”之德，而后劳其民，民心顺遂。犹如贾谊《过秦论》所言，陈涉振臂一呼，“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劳之”者，使之劳也。刘宝楠引鲁语敬姜曰：“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者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崔东璧遗书·读风偶识》在评论《诗·豳风·七月》时对一至十月环环相扣的劳作评论说：“大凡民心不能无所用，不用于此，则用于彼。”明显是说，使民劳，不只是使之不断创造社会财富，而更重要的是管理社会，使之安定的需要。所以孔子告诉子路为政之方，即“先之劳之”。而子路尚嫌不足，请老师再补益一些。孔子告之曰：永远坚持“先之劳之”的为政原则，就一定会做得好。其实，持之以恒，永不倦怠地坚持表率作用，负责任地管理好人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3.2原　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原13.2）

译　文：

仲弓做了季氏的管家，问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说：“先管好有关部门的官员，小的过失免于惩罚，选拔贤人充实官员队伍。”仲弓说：“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呢？”孔子说：“举荐你所了解的，你不了解的，难道别人会丢掉吗？”

评　论：

仲弓作季氏宰。孔子告之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九个字。“先有司”，先把有关部门即先把机关官员整饬好。孔子很懂治民之纲在治官，先把所辖之官员教育好，组织好，而后通过他们去教民、导民。这个问题在《尚书·盘庚》三篇中反映得非常鲜明。盘庚迁殷前，将诸老臣、重臣召集到一起，进行训话，要他们起带头作用，不得破坏迁殷大策。“盘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此鲜明可见，古明君贤臣治民为政，均晓得“纲举目张”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仲弓先抓好有关部门的官员，而后令他们去治民，这是有历史传统的。“赦小过”，对人睚眦之怨必报者，定不能成大事。《太平御览》卷四十九：“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灯烛灭，有引妾衣者，妾得其冠缨，持之趍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节而辱士乎！’乃令曰：‘夜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百余人皆绝缨，乃大醉，尽欣。居二十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甲首，却敌卒胜。怪而问之。对曰：‘臣当死，往醉失礼，王隐不诛也。终不敢以阴蔽之德而不显报，常欲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人矣。臣乃绝缨者也。’遂平晋军，楚得以强。”此类为人君者赦小过而得大安者，不胜枚举。孔子教仲弓“赦小过”者，即教其宽缓待人，使人不令自奋。“举贤才”，夏商周三代均倡导且践行“举贤荐能”。舜用禹、契、皋陶等贤人；汤用伊尹；周用太公望、周公旦；齐桓公用管仲、鲍叔、宁戚等等。凡有作为之君主无不“举贤才”，重用贤士，信任贤士。无论历史事实，抑或用人道理，“举贤才”都是做官任事所必需的。所以孔子以上列三事九字为政之要告之仲弓，可谓为政之经典名言。当仲弓又对广泛识别人才提出疑难，孔子告知其以近及远之方，先选拔你所了解的，你不了解的难道还能丢掉吗？其涵义，你重视选贤任能，别人自然效法，皆举贤荐能，就不会野有遗贤了。关键的是你仲弓要做个举贤的表率。于此可见，孔夫子为政之道真是达到高超的境界了。

13.3原　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音缺quē）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原13.3）

译　文：

子路说：“卫君等您主持政务，您将以何为先？”孔子说：“一定是正名吧！”子路说：“这样做，您太迂腐了，怎么正呢？”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他不知道的，暂时不要讲。名分不正，讲话就不顺，讲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不成，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公平；刑罚不公平，老百姓就不知道如何做是好。所以管理者确定名分一定要讲得清楚明白，只有讲得清楚明白才一定可行。管理者对自己的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

评　论：

野，粗野，不通达。阙如，君子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则当缺而不言，不能乱讲。无所苟，言必使可行，于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孔子认为为政之要，是正定名分。名分不正即等级制度不规范，讲话就无依托，讲话无依托就办不成事，礼仪典章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各项制度建立不起来，人民就无所遵循。所以必须先正定名分。其实质即把人们的行为纳入礼治的轨道，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行其事，各得其利，不得上下相扰。诚能如此，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几十年来，在探讨孔子“正名”思想的时候，有人总是认为其过分强调等级尊卑，强调名分。而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其只能对人们加以束缚，使人们难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也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但事实证明，当上下等级实际存在的情况下，硬是不承认名分的不同是极其有害的。当人们一窝蜂似的过分地、超时代地强调绝对民主、平等时，人们思想上就自然形成一种不服任何管理的情绪。“老子”是平等天下的一员，你奈我何！目无社会秩序、尊卑长幼之别。如此，自然使工作质量、生产质量受到严重戕害，滞碍社会向前发展。孔子所谓“正名”，既是循名以责其实，以求其名实相符。即《颜渊》篇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名位尽什么义务、负什么责任，当然也拿什么样的待遇。如能人人名符其实，各尽其责，各安其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切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就不会再存在；一切腐败、堕落等不良社会现象自然会受到节制。那么，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国家就都能井然有序，持续发展。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他在《荀子·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生民自然之欲决定了社会必然多纷争；只有制订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等级名分，各自收敛非分之欲，各自遵循各自的轨道去运行，社会才能和平、安定。只有如此，才能谋求社会的进步。设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毫无秩序，一片混乱，即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乱争乱夺、欺上瞒下，无穷无已，人类社会将会自我毁灭。所以孔子对“名不正，言不顺”造成的人们不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社会现象，以酒杯不像个酒杯样子为例发感慨说：“觚不觚，觚哉？觚哉？”用以阐发对名不符实、不尽职尽责现象的不满情绪。综观《论语》，孔子对“正名”并未过多论述，仅寥寥数语，却深中社会问题之肯綮。

13.4原　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音强qiáng）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原13.1）

译　文：

樊迟请学种五谷。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离开了。孔子说：“真是劳力者啊，樊须！在上位者喜好礼，那么百姓没有能不谨慎从事的；在上位者喜好义，那么百姓没有能不服从的；在上位者喜好信，那么百姓没有能不尽心尽力的。如果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小孩子聚拢来，哪里用自己种庄稼。”

评　论：

此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被重点批判的对象。称孔子是脱离了生产劳动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不劳而获者。并且对学农、学圃的学生樊迟大加斥骂，骂之为“小人”等等。这是政治运动的需要而肆意篡改经典本意。这并非严肃的学术态度。孔门弟子原本作什么的都有，诸如：子路以勇直任侠著称，仲弓贱人之子，子贡商人出身，颜回出身贫寒之家。此为其“有教无类”教育主张的实践。但他的培养目标很为明确，无论何种出身之人，都欲使其成为“小成”、“大成”之士，然后使之去“化民成俗”。即培养改造社会、治理社会的带头人物。正如子夏所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好了，有了成就，也就是教育好了，有了成就，就去做官。官做得好者就是因为他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当时，孔门认为好官与好的教育是一致的，不可分的。既然如此，孔子的教育就不是培养劳动者的，不是培养种粮或种菜的。孔子确实是不懂种粮、种菜的技能。樊迟问他，他答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并且孔子道出了：“术业有专攻”的事实。孔子在种地问题上肯定不如老农、老圃。这很正常。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孟子·滕文公》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讲的就是社会分工问题。社会有管理者、有被管理者，各尽其心，各尽其力，互相理解。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社会少了哪部分人都不可以。故而孔子教人成为士，成为管理者，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反映。至于“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不是骂学生，而是慨叹：樊须志于成为劳动者啊！他不往仕途上务啊！随之，孔子发表一篇关于做个好官的重要作用的议论。实质是强调其培养目标的正确性：为仕者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做到重礼、重义、讲诚信，那么百姓岂能不谨慎地按规章制度办事呢？岂能不遵从统治者的各项要求呢？岂能不由衷地拥戴官长呢？如果达此程度，国家一旦需要，那么四方之民将背着幼儿如影随形一样追随管理者。如此看来，学为优秀的管理者重要呢？还是学种地重要呢？显然，在当时培养带头的模范人物更重要，社会更急需。

13.5原　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原13.5）

译　文：

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处理不顺遂；使之出使周边国家，又不能应对酬答。即使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评　论：

此章突出反映了孔子学以致用的主张，反对脱离实际地学习。过去几十年一些文章、著作诬孔子是“死读书，读书死”的鼻祖等等。见此章且解其涵义者，自会明白妄论邪说之可恶。孔子于此所论虽短小，但将治学的目的、实质，讲得极为清楚、深刻。毋庸置疑，孔子主张学以致用，学了不会用、不能用，就不要学了。

13.6原　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原13.6）

译　文：

孔子说：“统治者身正行范，不发令，老百姓也循善而行；统治者身不正行不范，就是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照他要求去办。”

评　论：

此章重在讲明“正人必先正己”的必要性。身正影自正，身斜影必斜。管理者的正己、明德是极为重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善战善射，平素其治军宽缓，人人自便。“广廉，得赏赐则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近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每遇激战，人人效命，个个奋勇。真正做到了“不令而行”。《李将军列传》末尾，“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可见，欲政令畅行，官长必先正己。中国历史上并非无有详善的规章制度，而是由管理者自身破坏了。只令民众依章行事，违者处罚，而其自身则为所欲为，不受任何规则法令制约。久而久之，一层一层的管理者都肆无忌惮地违规违法。那么，对民自然就无有任何说服力与号召力，那就是“虽令不从”了。当今，世界任何法制国家，其领导人、管理者们如不能首先端正自己，也是管理不好社会的；无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的各级管理者，只要他不正，有贪赃枉法行为，或者道德上有了问题，他就无法继续管理其属下。在此问题上，举世皆然。所以，选拔干部、官员都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高超的政务能力；堪称民众之表率、楷模。如此才能管理好各级事务，中华民族才能立于强民族之列。

13.7原　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原13.9）

译　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其驾车。孔子说：“人口众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应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起来了，还应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评　论：

适，往，到。此章所记孔子的感叹“庶矣哉！”大有对卫国人民众多表示惊讶之慨，而孔子与冉有的对话，阐述了孔子以卫为例的“庶、富、教”的治国兴邦步骤。（这便足以说明此为孔子于公元前497年去鲁周游列国之初，第一次进入卫国时抒发的政见。冉有、子路、颜渊、子贡等都是周游时的得力追随者。）鲁国季孙擅政，孔子政见不得申行之际，决意周游列国，去扬播自己的政教主张。当他刚入卫境看到人烟稠密，就感慨地说：“人口众多呀！”因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治理才能施展的对象。所以，孔子此刻对卫国之民众多简直欣喜异常，甚至于手舞足蹈了。接着在冉有的一再问询下，孔子道出了他的治国兴教的系列主张：“庶、富、教。”孔子较早地提出了富民的主张，只有使百姓摆脱饥寒，有一定的生计，而后施教，才能见成效。《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荀子·大略》：“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三子之书均出于《论语》之后，此不赘述。）可见孔子富民而后教民，乃至治民思想于春秋末期、战国时期即得到充分肯定，并加以弘扬。各朝各代有见识的清正良吏，无不奉此为圭臬。即使今天，孔子此思想也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13.8原　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原13.13）

译　文：

孔子说：“真的能端正自己的身心，对于当官行政有什么难的？不能端正自己的身心，凭什么去正人？”

评　论：

孔子全部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即统治者必须正。统治者如不能做到正，一切统治手段与途径，都将付之东流。《尚书·盘庚》三篇，盘庚欲迁殷，众人不乐从。于是盘庚先训诫有代表性的诸侯、大夫，让他们起表率作用。先抓带头人，而后民众自然随从，所以孔子在其为天下“均、和、安”而奔走呼号一生中，非常重视培养仁德君子作民的表率。经孔子整理过的《诗》《书》《礼》《易》《春秋》，其中无不倡导管理者的正人先正己的楷模作用。《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对管理者的要求，也是培养年轻管理者的步骤及目标。统治者、管理者，只要做到了正，“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可见《大学》主要论证官长的先正其身，后正诸人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此论于今日仍有其鲜活的生命力。

13.9原　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音悦yuè），远者来。”（原13.16）

译　文：

叶公向孔子请教管理政事。孔子说：“要做到使周围的民众心悦而诚服，使远方的人闻风而至。”

评　论：

叶公，楚境内一小国君。当时社会土地未垦者甚多，直至商鞅变法时，秦地关中尚大力提倡垦荒，《商君书》第二篇就是《垦令》。春秋时，各国皆需要聚集更多的民众。《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曰：‘诸侯者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前章孔子至卫地叹曰：“其庶乎！”都是对民众的重视表现。孔子认为民众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人民太少，使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一贯认为治国以仁，主要是爱人，爱人民，关心人民，使其中心喜悦，形成良风美俗，使远方之民乐于归附。《礼记·学记》认为通过教育培养出小成、大成之士去化民成俗，其结果“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讲的与孔子告叶公语相似，只不过《学记》更强调了教育在政治中的作用。事实上，孔子一直想通过教育去达到其政治目标。所以与其后《学记》有关思想是一致的。

13.10原　文：

子夏为莒父（音举府jǔfǔ）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原13.17）

译　文：

子夏作鲁国莒父之长官，向孔子问如何治理。孔子说：“治理一个地区不要追求快出成绩，不要看重一时的小利。只图快出成绩，就不会达到预期目标；只顾一时小利，大事就做不成。”

评　论：

莒父，鲁国下边一个邑。其实，这里不只讲反对快和小的问题，而是揭示弄虚作假不图实效者必做不成大事的问题。如果只图虚荣，快出成就，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会露出马脚，最终一事无成。教育为官者，扎实为民谋利，为民长远利益计，不能只图快速沽名钓誉而不顾民众根本利益。此章的“达”、“成”之事均指与民相关的利益之事。而“小利”、“速”均指与官长个人利益相关之事。

13.11原　文：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原13.19）

译　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住在哪里都要谦恭，处理问题时都要敬惧谨慎，与人相处尽心尽力。即使到夷狄之地，也不可放弃这些作法。”

评　论：

樊迟三次问仁。第一次是《雍也》篇：“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第二次是《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章为樊迟第三次问仁。三次问仁，三个答案，为什么？樊迟三次问仁的时间不同，三次问仁的当时修养程度不同，认识能力不同。孔子每次指导樊迟对仁的认识，都是有具体针对性的。这可由孔子教导弟子的一贯方法为证。朱熹引胡氏曰：“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其实，原本的顺序恰合樊迟由低到高的认识过程，也体现了孔子由浅入深的指导过程。“先难而后获”是比较浅显的道理，以此教育刚入学门者，因这是先教学生发奋图强，所以是恰当的。如果只顾获得名利而去克服困难，那未免趋于自私了。于是，樊迟第二次问仁，孔子及时予以指导要做到“爱人”。爱人，虽是大范围，又是仁的最好概括，但它是好理解的，容易把握的。而第三次问仁，孔子回答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更深入一步指导樊迟自我内心与形象的修养，办事与处世的修养。这是由外在修养引申到内在修养教育。这恰好反映了孔子教育学生逐渐将仁德内化的过程。且于第三次指导后强调指出：“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走到哪里也不能背仁弃义，也要严于律己，恭敬待人，忠人之事。

13.12原　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原13.23）

译　文：

孔子说：“君子和谐而各自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小人求名利相同而不和谐。”

评　论：

君子为具有高尚修养之士，其内在道德修养达到了高尚的境界，在大是大非问题的观点上都会内心和谐、思想一致。但君子各有才性，各有独到见解，各有兴趣爱好。比如：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作校长时，聘请的各位名师，他们的学术、观点、志趣，甚至政治态度都不同，但又都是和谐的，因为他们内在修养上都比较好。大凡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教师，尽管所教学科不同，个人长处不同，但一起工作总会和谐的。内在道德修养是其和谐的基础。另一方面，君子人无论如何和谐，也会各展其才能，各展其创意，不会因和谐而影响压抑各自长处。小人，道德修养差、境界很低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追名逐利。正因为他们在名利上有同好，必然明争暗斗，自然不和谐。

13.13原　文：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原13.24）

译　文：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说他好，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子贡说：“全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良善之人都说他好，全乡恶劣之徒都说他坏。”

评　论：

子贡聪明善辩，亦善于提出问题，往往所提问题均很深刻，非孔子不能确答。然非子贡善问，孔子高论或有所不得展示。此章子贡以非此即彼之问式，步步进逼。但孔子既否定了“乡人皆好之”者，又否定了“乡人皆恶之”者。未等子贡第三次发问，孔子已经给了第三个答案。一个真正的好人，是乡间（周围）的好人都赞扬他，恶劣之徒都反对他。如果一个人，好人、坏人都说他好，他的原则性就一定有问题。如果好人、坏人都说他坏，这个人就很难找出可取之处了。孔子当时能把此类问题研究到如此深刻程度，可见孔子把人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当然，今日看来，有些优秀法官，不但群众交口称赞，就是犯人也多有赞美。难道这就是失去了原则的干部吗？不是！因赞美优秀干部的犯人，当时作恶，经过挽救，恢复了人的良知，萌生了新的善性，已不是做恶事时的犯人了。所以有了良知善性者虽在被改造之中，他们对优秀法官的赞美之词，往往是可信的。好人与坏人皆厌恶的人，也有同样的道理。所以，孔子此章之论只是大原则，这个原则是永恒的。但好人好到什么程度？坏人坏到什么程度，所遇具体问题，具体人物的具体情况如何，均需具体分析。不能只抓大原则就作为衡量是非的具体标准。

13.14原　文：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音悦yuè）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原13.25）

译　文：

孔子说：“君子容易事奉而难于取悦。不以正道使其欢心，是不会欢心的；等到君子使人，却能量才使用。而小人难于事奉而容易取悦。不以正道使其欢心，他也高兴；等到小人用人做事，却求全责备。”

评　论：

说，悦之假借。器之，量材委用，使人专做一事，只要这件事做好了，就可以了。孔子实乃人情事理之祖师。他说，在修养高尚的正人君子之下做事容易，因其从不求全责备，很体谅下级。但想博得君子仁人的欢喜却并不容易。如不以正道直行去博取其欢心，那他们是不会高兴的。具有高尚修养的君子对于任何奸佞谗言都会一眼看穿，何等伎俩也不易蒙蔽其明眸。所以在君子左右做事虽然比较容易，但决不要耍狡猾，说假话，而一定要扎实勤恳，忠实做人。孔子认为，在小人左右做事可就难了，挑剔得很，求全责备。可小人好利，喜欢吹捧，所以便于迎合。小人可以因喜而谬赏，也可以因怒而谬罚。所以小人更易于欺骗。即不以道义，只以货利去诱惑小人，就会足以使之欢心。所以孔子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13.15原　文：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原13.26）

译　文：

孔子说：“君子安舒而不傲慢，小人傲慢而不安舒。”

评　论：

君子气象高大，学识融通，无可无不可，安适坦荡而无骄横之态；小人得志便猖狂，骄横跋扈，患得患失，鬼祟嗫嚅，终日不得安适，愈挣扎愈渺小。

13.16原　文：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原13.28）

译　文：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口讷少言，接近仁德。”

评　论：

刚，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者为刚。无欲利于刚，不等于刚。一个人确立了奋斗目标，不为物、名、色所诱惑，就能经得起严酷的考验，就是刚。毅，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为毅。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无论遇上任何艰难险阻，都永不移志，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不已。木，不为情感色彩改变初衷者为木。木不等于质朴，质朴有利于木。讷，讲话少，实质是不讲空话，不讲大话，不讲假话。此类人办事稳准，说到做到。“刚毅木讷近仁”，接近仁，但尚未达到仁。如何达到仁？刘宝楠说：“加文者，谓文以礼乐也。”其实，“刚毅木讷”需要正确指导思想。有了仁义道德作为引领，为道义而“刚毅木讷”就是仁了。刘宝楠所说“文以礼乐”实质就是为“刚毅木讷”加上道义的引领。今人当鉴，一个人再“刚毅木讷”，如缺乏正确思想作为指导，也是成不了大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