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空间与审美

胥洪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受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任何文学的民族特色，都无一例外地潜含着该民族特定的地理基因。这不仅是学术界的共识，更是文学的一个基本事实。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从地域环境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果相继面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晓琳、刘玉平合著的《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以下简称《空间与审美》）。

此前的同类研究成果或着眼于地域空间，梳理中国古代作家的分布形态（如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或以地理区域为边界，以历史进程为轴心，编撰地域文学史（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出版的杨世明《巴蜀文学史》）；或融合文学与地理学，尝试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文学地理学”（如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所有这些成果，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为推进和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构筑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其意义丝毫不容低估。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此前的同类研究成果还存在诸多未尽人意之处。例如，尽管充分注意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在文学世界的具体呈现，迄今尚无系统的研究；尽管充分肯定特定的地理环境是作家创作的一种制约因素，但它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和制约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意象构建、风格特征等，还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阐释；更多地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却忽略了文学在历史进程中对地理环境的文化建构作用。《空间与审美》一书，在这些方面用力颇勤且卓有成效，弥补了此前同类研究成果之缺憾。

综观全书，《空间与审美》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构架谨严，思路清晰。《空间与审美》始终以“地理——作家——文本”作为构架的轴心，具体而深入探讨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精神与审美风貌的巨大影响。全书凡四章，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不解之缘》，总论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和制约。然后分别从自然地理环境与作家的审美心理，政治地理环境与古代文学的政治品格，经济地理环境与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彰显文化地理视阈中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景观。平心而论，在同类研究成果中，这是围绕人地互动关系进行论析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基于文化地理的视角，针对不同的文学现象，始终分别遵循地理环境——作家环境认知——文本价值取向；地理环境——作家地域流向——文学地图分布；地理环境——作家气质禀赋——文学地域风格；地理环境——作家审美心理——文学地理形象；地理环境——作家审美观照——人文景观建构的基本思路，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更多的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具体而细致地诠释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及其路径，成功避免了将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简单相加的弊端。

第二、论析中肯，新见迭出。衡量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构架和思路，更重要的还在于是否能够较之前人的研究提出新的见解，是否能够充分而中肯地“坐实”每一个论断。只有具备这种质量，才不失学术之本义。《空间与审美》在这方面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无论在宏观的层面还是在微观的层面，《空间与审美》多有言人之未言，显示了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宏观的层面上，例如，对于文学世界的自然地理形象的意义，作者提出了“三重价值说”，即文献学价值、文艺学价值和文化学价值，这种定位，不仅更加全面，而且更加精当。又如，在文化地理的视域中，传统的研究大都把眼光聚焦于乡土文学，而该书作者则别具慧眼，将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不仅具体阐释了城市文学蕴含的地理“因子”，而且敏锐地概括了城市文学“以富为美”和“以俗为美”的审美特征，弥补了此前同类研究的缺憾。在微观的层面上，该书这类颇富新意的思考更是随处可见，兹举一例以证。譬如蜀地之雨对于杜甫寓蜀期间创作的影响。对于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研究者们更多地着眼于政治理想、人生抱负、友朋交游、坎坷经历乃至于个体气质对其创作的影响，这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非如此不能准确理解杜甫。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空间与审美》一书从地域视角出发，解读了“蜀地之雨”与寓蜀期间杜甫诗中愁苦、忧恐、欣悦等情感体验的内在联系，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特定地理气候条件对作家创作的制约和影响。这类思考虽系个案且着眼小处，但却昭示出一种新的视角带来的新的文学景观。正如该书“后记”所云：“选择一种新的视角，就会拓展一片新的视野，发现一条新的路径，从而能够领略一方新的景观”。信哉斯言。《空间与审美》一书微观层面上的诸多富有新意的思考正是视角转换的结果。

学术研究的创新必须以中肯的分析、严谨的论断作为基础和前提，否则，所谓的“新”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沦为信口开河而贻笑大方。《空间与审美》始终坚守文化地理这一基本视角，力求让每一个论断都成为严肃的学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妨以该书对“故乡情结”的分析为例。思乡之作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而“思乡”何以成为中国古代作家无法释怀的“情结”？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却言人人殊。作者基于该书的基本视角，首先将“故乡”定位为一个特定的地域范畴，“依附于特定的地域而存在，在特定的地缘关系中体现”。这种个体独特的经验内化为一种地域环境的认知参照，如影随形地终其一生。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地缘所承载的血缘，对于中国古代作家而言，构成了他们自我生命的确证，“具有生命之源与生命归宿的双重象征意义”，使得“故乡”在他们心中，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鲜活的精神家园。由此，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无论出处穷达，“故乡情结”都不会稍减。所以，或登临怀乡，或梦回故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不绝于耳的深情吟唱。又如该书对“江湖”这一范畴的剖析。“江湖”一语，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频率颇高，但其意何指，却少有研究。《空间与审美》的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在还原“江湖”作为地理范畴的基础上，凸显其“阻隔与疏离”的地域特征。进而引申出“江湖”作为一种具体生存空间的含义，既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同时又与主流社会保持某种思想联系，由此具有闲适清幽、自由宁静的特征。最后，“江湖”是作为一种符号性的文化空间存在，特指存在于民间、与主流文化相抵牾、相抗衡的文化准则和行为方式。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努力和追求，使得《空间与审美》一书具有了相当高的学术含量。

第三、视野开阔，思维辩证。《空间与审美》的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们始终追求在开放而广阔的视野中观照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深化和丰富对这笔优秀遗产的认识”，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中存在，这种联系的多维性一方面内在地决定了研究物件特质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多视角、跨学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学理依据”。纵观全书，确乎贯穿著作者这种追求的自觉。首先是空间视野的开阔。该书基于文化地理的视角，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这一中介，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奠定物质基础，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提供物质生活环境与审美观照物件”，进而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异于西方文学的特质。不仅如此，该书还“充分注意到中国大陆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从而导致“古代文学创作风格以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区域性特色”。正是这种开阔的空间视野，使得该书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力量。其次是学科视野的开阔。《空间与审美》尽管是基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但并不妨碍多学科观照中国古代文学。事实上，该书作者紧扣地理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这一核心，针对不同的文学现象，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心理学、美学等，展开解读和诠释，让我们充分感受和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丰饶内涵及其特殊魅力。开阔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不仅使得该书具有一种厚重感，更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思维充满辩证意味。所谓“关系”，总是相互的，所谓“影响”，也总是双向的。在此前的同类研究中，人们更多地注意到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但却忽略了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景观巨大的建构作用。如果说这是一种遗憾的话，那么，《空间与审美》则弥补了这一遗憾。以“西湖断桥”为例，作者通过对该景观得名、扬名的翔实考察，令人信服地说明，因为文学的描写、文人的吟咏，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赋予了寻常自然景观以特殊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之成为著名的人文景观。同样，“桃花源”、“黄鹤楼”、“兰亭”等等，无不如是。又如该书对“逐臣遗迹”的分析。在自然地理的视域中，“逐臣遗迹”不过就是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们一个寄寓生命的自然空间，但在历史的视域中，“逐臣遗迹”却成为古代作家“阅读历史，神游古今，释放自我的绝佳场所”。他们面对“逐臣遗迹”，或叩问历史、寻觅知音，或寄恨伤怀、借古喻今，或凭吊先贤、励德明志。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逐臣遗迹”才由单纯的自然空间演变和升华成为民族的“文化驿站”。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该书作者思维的辩证色彩，而这种辩证的思维，贯穿全书的每一个章节，成为《空间与审美》的突出特色。

平心而论，《空间与审美》一书基于文化地理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学多维度、跨学科的审视和探询，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由此获得的学术创见本身，更在于作者的努力为我们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空间与审美》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周晓琳、刘玉平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定价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