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韩非的悲剧经历，可以给人生以许多启示，颇能说明人在受到挫折、受到打击后如何面对现实，实现自我。

1949年12月，毛泽东离京北上，访问苏联。在列车上同翻译师哲谈话，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是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同乡。毛泽东对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宫刑，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

师哲说：“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盛巽昌等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毛泽东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这段话，就包括“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的典故。相传《韩非子》是他囚禁于秦国监狱时所撰著，毛泽东对此颇有感触。

后来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中，讲到干部应当如何对待错误处理时，再次援引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关于“发愤著书”的一段话。他说：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此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解决吧，但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做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仲尼，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错误处理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817页。）

《说难》《孤愤》是韩非的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仅举《说难》作为韩非的代表作。

《说难》为《韩非子》第四卷第十二篇。

“说（shuì）难”，意思是讲游说的艰难不易。我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侯国君主争相罗致人才。于是，有一种学者专门用自己的言辞，劝说别人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种工作就叫作“说”；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便被称为“说客”；游说的对象便是各国君主。此一时期游说之风盛行。一旦游说成功，这些说客便飞黄腾达，富贵至极，如苏秦以连横说秦而成为秦国宰相，张仪以合纵游说天下，身披六国相印，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说难》是韩非入秦以前在韩国撰著的。此文思想是当时韩国内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产物。“（韩）非见韩之削弱，数次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屡次上书进说韩王，而韩王不用。《说难》即韩非根据谋臣策士的游说教训和自身的体会所写成的游说总结。《说难》反映了韩非为了达到“听用而振世”的目的，针对韩国谏说情况，详细分析了法术之士陈述意见的困难，提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陈述方法。韩非认为在艰险的环境下，法术之士要研究谏说的策略。《说难》就是韩非给法术之士提供的谏说艺术，是从法术之士立场上对韩国乃至更广大政治集团政治斗争经验的一个总结。

这种游说工作确实不容易，韩非的《说难》就是论述游说不易的。文中列举游说人君的种种困难、种种危险，想出对付这些困难的手段，在于了解人君的心理，迎合人主的意旨，取得对自己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前，不惜卑躬屈节；取得信任之后，便可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法术之士和游说之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揣摩出来的一套进身术，既积极进取又卑鄙幸进。从道德本质上来看，同当时的“重人”“奸臣”很相似。这代表当时法家的积极进取而又卑鄙幸进的两面作风。

《说难》在写法上，前半篇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措辞闪烁，文意隐晦，比较难懂。但全篇能切中要害，锋芒犀利，尤其对人主内心世界的揣摩和揭示，使文章阐述精湛，辟肌入理，代表着韩非风格的重要方面。

司马迁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说韩非明知游说之难之险，而终被害于游说，悲夫！悲哉！

《孤愤》为《韩非子》第四卷第十一篇，是韩非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孤愤》等文章改变了韩非的人生轨迹，这位韩国公子、思想家因此受到威震华夏的秦王（即后来之秦始皇）的重视和青睐，被迫成为韩国“使秦”外交官，实际秦王要利用他为兼并统一战争服务。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出了《孤愤》等文章的写作动机：“（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司马贞《史记索引》则说：“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所以，“孤愤”就是孤独与愤慨，是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一种愤慨之情。

韩非子此文的主旨，是抒发作者对“重人”即奴隶主贵族擅权的愤怒。在文章中韩非怀着孤独之感，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的愤慨之情，反映了当时严重的政治现实与法术之士的艰难生存环境。文章无情地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结党营私，大肆培植私门势力的种种罪行，强烈地抗议当权者对“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暗杀的血腥政策，申诉了法家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抗争的艰难处境。

该文的后半篇，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如果让钻进封建国家政权中的奴隶主贵族窃取了权力，那就必然会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国家危削，主上劳辱”，其结果便会亡国。由于韩非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总是感到势孤力薄。但是韩非并不气馁，他以“不可两存之仇”的气概坚持斗争，对斗争的前景充满必胜的信心。

《孤愤》在最后从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提醒君主“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所以君主不可不防臣下“谲主便私”，以避免“主失势而臣得国”的结局。这种告诫，语重心长，因此秦王嬴政（后之秦始皇）读了之后，赞叹不绝。就先秦政论文章来说，《孤愤》和《说难》是一流的，秦始皇也算衡文有术，颇有眼光。

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关于“发愤著书”的这段话，一连举了七件事来证明他的论点，“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也在其中，这说明司马迁也认为《说难》《孤愤》是韩非的代表作，至少是《韩非子》中的两篇重要著作。

司马迁认为包括韩非在内的许多著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的迫害和压抑，有“道”难通，有志难申，为了表达意见，化解郁结，抒发怨愤，才著书立说，以留传后世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的迫害，而发愤著书正是对迫害的不满与反抗。正因为如此，其著作必然强烈表现出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发愤著书”的人心中满怀郁愤，由郁愤而产生无穷力量，这力量激励他们不辞艰辛地坚持著述，从而写出不朽的著作。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对封建社会中进步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对后代文学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将这个思想借用过来，在这里谈的是“错误处理干部”也会让他们受到锻炼，学到知识，也有相通之处。从1949年和1962年的两次引述当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韩非等人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他们饱经磨难仍然创作了不朽的传世之作的赞许。

当然，毛泽东引述韩非等古人的事迹，不是简单地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各种运动，不少人确实是“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而党中央决心召开这次“七千人大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称“七千人大会”为“出气会”，而且率先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诚恳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在这样庄重的会议上，引古论今，现身说法，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这种错误处理的事实，“在阶级社会”中“多得很”，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就这样，毛泽东以领袖人物的负责态度和哲学家聪明睿智的思考，阐明了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即使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出出气”，又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以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表述了他的这个见解。“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扬民主，让“孤愤”者“说”之不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