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儒家的左派

1965年6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谈话中，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历来，人们把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看成是儒学的三位大师。前后传承，并不分派。但是毛泽东把儒家分为左派右派，这显然是他用现代政治术语对儒家内部学派所做的区分。如果说，孔夫子是儒学的开山鼻祖，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他本人本不该分在左派或右派。可是毛泽东却无形中把他与孟子都划在了儒家的右派，那么，荀子就是“儒家的左派”了。

儒家左派的特征是：唯物主义，代表地主阶级。左派的学生李斯变易为法家，受到秦始皇的信用。

儒家右派的特征是：唯心主义，代表奴隶主、贵族。（还可能暗含一点：右派周游列国，不被各国执政者信用）

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从阶级立场的角度，从在现实社会实践中是否起作用的角度，对孔、孟和荀子思想作了区分。

荀子是“儒家左派”，是因为其倡导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荀子肯定有物质的形体才产生精神，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认为世界可以认识，“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认识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再由“天君”（心）进行“征知”的思维活动而形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提出“虚壹而静”以“解蔽”的认识方法。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认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和“实”的关系上，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对逻辑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儒家的右派在认识论上则是推崇唯心主义。

荀子是“儒家左派”，是因为其代表地主阶级。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判断我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分期上，毛泽东赞成郭沫若的意见，以春秋战国为界。荀况之儒与孟轲之儒在政治思想上的主张有同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力，法后王，与孟子异。荀况主张“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反之，亦可“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他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正论》），全从人民的向背看问题。这些提法，有打击三王、剥夺旧贵族特权之意，比孟子的议论进了一步，可说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

荀子是“儒家左派”，还因为他的学生成为法家，受到以“霸道”统一天下的秦始皇的重用。本书在韩非和李斯各篇，已经讲道：韩非和李斯是荀况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实践法家理论最有成果者。毛泽东说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很合乎逻辑。因为荀子学说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实践上又体现了法家的精神，是支持、参与和“拥护秦始皇”统一事业的。

论及儒家，向以孔、孟、荀并称，他们齐名于世，其学术实力与成就，亦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然而，一些学者以儒学为旨归，以“醇儒”相标榜，则往往扬孔、孟而抑荀子。孔子为儒圣，孟子为“亚圣”，自当为“醇儒”，而荀子则“大醇而小疵”。韩愈列儒之“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荀况、扬雄，则“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至宋儒，更以荀学有失儒之“大本”，甚至说“荀卿则全是申、韩”（《朱子语类辑略》卷八）。“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明胡居正语，见熊赐履《学统》卷四十三）故于传统儒学之中，孔、孟与荀子之差，似有天壤之别。

其实在毛泽东，虽然认为荀子是“左派”，但本质上还是儒家。荀况的思想体系还是在儒家思想框架之内，可是他为了适应战国中晚期的社会需求，在儒家与法家的思想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如主张“性恶论”，开创了援法入儒的先例。荀子所说的“性恶”主要是“权利之恶”而非“权力之恶”，因此其理论正适合了君主统御民众的需要。自从荀子援法入儒之后，历史发展到汉代，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便形成了，这就是“外儒内法”或者“阳儒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