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法》译文

（《商君书》第一卷）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在商决国家大计，有公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侍候着他，他们考虑时事的变化，讨论政治、法度的根本，研究役使人民的方法。

孝公说：“继承先人做了国君，不忘国家，是国君的道路。建立法度，努力使君上成其光明，是人臣的行动。现在我想要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要批评我啊！”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我君赶快下变更法度的决心吧，应该不顾忌别人的批评。况且高出常人的行动，本来要被世人所反对。独具远见的策略，必然会被人民所嘲笑。俗语说：‘愚昧的人在事情已经做成之后还看不明白。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有萌芽之先就观察到了。人民，不可以和他们考虑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说：‘讲论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俗人。建立大功的人不和群众商议。’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遵守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过，圣人不改革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去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现在如果要变更法度，不遵守秦国的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恐怕天下人要批评我君，希望您仔细考虑一下。”

公孙鞅说：“你所说的话都是俗人的言论。平常人总是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我们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制以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受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我君不必疑惑了。”

杜挚说：“我听说过，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我君好好考虑啊！”

公孙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人民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是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那么，推翻古法的人，未必可以排斥，拘守旧礼的人，未必值得重视。我君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昧的人所喜欢的事，正是智慧的人所悲哀的事；狂妄的人所愉快的事，正是贤人所伤悼的事。我对于那些拘泥现状，来议论大事的说法，不再疑惑了。”于是颁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