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是诸子百家

——毛泽东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先秦子学

放眼三千年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毛泽东特别钟情于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自由讨论热烈争鸣所涌起的波光浪彩……

先秦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是先秦诸子创立和传播学说的广阔平台。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孙子兵法》《墨子》《管子》《商君书》《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先秦子学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先秦子学在年深日久的流传中，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

哲人常讲：儒家拿得起，道家放得下，墨家挺得住，法家做得彻，兵家干得成！

人们常说：入世则孔孟，出世则老庄；儒家重修身，道家讲炼养；儒家治世，道家济世……

一生中从先秦子学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的毛泽东，评论“百家争鸣”和先秦子学也是他口中笔下的经常话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两千四百余年前“百家争鸣”的学术运动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百家争鸣”学术方针，有一种血缘式的内在联系。

1956年夏初，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称“双百方针”）这一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所以能够提出，其前提包括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历史经验。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个历史过程。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其中他讲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四天后的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总结讲话中又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作为提出“双百方针”尤其是提出“百家争鸣”的历史借鉴，毛泽东在四天的两次讲话中，都特别提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这是为“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寻求历史根据。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为当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佐证。

毛泽东谈历史上的“百家争鸣”，讲清了三方面内容：

一、“百家争鸣”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情。关于“百家争鸣”发生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有两种提法：一种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种说发生在战国初期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这两种提法，只是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在时间上后延了八十年（秦统一到汉武帝继位，前221—前140年），只是“百家争鸣”结束于秦“焚书坑儒”，还是结束于汉“独尊儒术”？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笔者的意见是“百家争鸣”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末战国初为发轫期。随着老子、孔子、孙武子在此期的出现，随着《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的编撰流行，儒家、道家、兵家开始创立成型，这一时期各家主要是创立学说，互相辩驳的情况并不明显。

战国之时为兴盛期。此期儒家的孔子诸弟子、子思、孟子和荀子，道家的庄子和列子，墨家的墨翟，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兵家的吴起、孙膑和尉缭子，以及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纵横家的各类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各家争相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辩驳攻讦，激浊扬清，高潮迭起，持续不断。秦、齐、楚等大国发动统一全国的争霸战争，使鬼谷子、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纵横之术左右学术历史几十年。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使文化精英东移，汇聚齐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和鼎盛时期。

秦统一到西汉中为衰落期。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遭到重创，百家萧疏，法学独秀是凭借专制的力量而得以短暂的独尊。汉初与民休息，用黄老之术，实际上是道家崛起，领袖学术。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领风骚成为“在朝”学派，其他各家被打入冷宫成为“在野”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由于封建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演变，以及士阶层的形成，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这个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诸侯国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代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百家争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

参加百家争鸣的各种学派，史称“诸子百家”。其言“百家”，形容学派之多、著作之众，并非实数。鸣指有所抒发或表达。“争鸣”指自由论辩，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指我国古代春秋末至西汉初儒、道、墨、法、兵、名、杂、农、阴阳、纵横等各家在政治上、学术上展开的各种争论，形成其诸子蜂起、学派并作、学术繁荣、自由论辩、相互争鸣的盛况和局面。

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思想家评述过“百家争鸣”：

庄子探讨了诸子百家的成因和特点，有论述为：“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庄子·天下》）

荀子亦言：“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是说“百家异说”的出现，实则因为“诸侯异政”的现实需要。

庄子和荀子只说“百家”，并没有区分哪一家。《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对其所论及的学派，都是只举人以为代表，而未标家名。若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二者所论皆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

直至西汉太史令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概括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并对各家学说之短长进行了剖析。（《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据刘歆《七略》，又将百家分为十家九流，除六家外，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除小说家外实为九流。班固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班固并就十家的起源及其学说的优劣短长问题进行了探讨。

诸子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宋钘、彭蒙、田骈、慎到、杨朱、孙武、孙膑、惠施、商鞅、兒说、许行、公孙衍、张仪、邹衍、韩非子、荀子等。

诸子履历，简述如下：

孔子（前551—前479年），鲁国人，儒家创立者，春秋末教育家、思想家。曾经周游列国，推行政治主张，不被接受。晚年归鲁，专门授徒讲学，整理典籍。他的主要思想是“仁者爱人”的学说，主张“重民”“教民”“富民”。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维护君臣、上下、贫富之间的等级秩序。提倡“中庸之德”，认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道德和方法。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言论被门人后学编辑为《论语》。孔子逝世，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之儒。

老子（约前580—约前500年），姓李名耳，一说姓老氏，名聃。道家创始人。只当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孔子向他问过礼。他提出“道”的范畴，“道”是虚无，它产生天地万物。阐发了“反者道之动”和贵柔守慈的辩证法思想，蕴藏着无比精湛的智慧。政治上主张“无为”，憧憬“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著作为《老子》。

孙武（约前535—前480年），齐国人，兵家创立者，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法。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等军事思想。（《孙子兵法》）曾参战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墨子（前478—前392年），墨家创始人，鲁国人，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他博通古书，创立墨家团体。有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心思想是“兼爱”，主张“爱无差等”，不分轻重厚薄，一视同仁地爱人。兼爱还要利人，有力量帮助别人，有财物分给别人，有道德学说教化别人。墨子相信老天爷有意志（“天志”）和小鬼赏善罚恶（“明鬼”），这是墨子思想的局限性。其著作为《墨子》。

孙膑（约前378—前302年），齐国著名军事家，是孙武的后裔，因受庞涓的忌害，被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马陵之战，他协助田忌统率齐军，大败魏军。于是，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十万魏军被歼。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墓发现竹简本《孙膑兵法》。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思想主要继承孔子的“仁”，并且在主张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其具体内容就是要求当权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使“民有恒产”，即不失去土地，实际上就是要巩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他的“仁政”学说以重民思想为基础，认为民、社稷、君三者相比，民最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得民心的重要性。他与万章之徒整理编辑成自己的著作《孟子》七篇。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的精神本体。论证了万物齐一和区分事物不可能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人生观。庄子传世著作为《庄子》一书。

杨朱（约前395—前335年），魏国人。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为我”，即“贵己”。《孟子·尽心上》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显学》也说他“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他重视生命，即“贵生”，要求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要求，反对过分纵欲。认为“侵物”即掠夺别人的财物是下贱的事。

慎到（约前395—前315年），赵国人，以区区布衣，在齐湣王时游说于齐之稷下，后世多道其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稷下学宫讲学时提出“以道变法”（《慎子》佚文）和“事断于法”“势位足恃”（《韩非子·难势》）的思想，属法家重势派。慎子亦学黄老道德之术，曾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史记》之《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至其学术，则有属于道家者（《庄子·天下》），亦有属于法家者（《荀子》之《非十二子》《解蔽》）

许行（约前390—前315年），楚国人，是农家的代表人物。滕文公执政时，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居住，弟子有数十人，儒家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弃儒拜许行为师。他们靠自己种地吃饭，打草鞋穿，织席子铺用，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主张贤人应与农民共同耕种，解决吃饭问题。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理想。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年），郑国人，治黄老刑名之学。为韩昭侯之相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致使七雄最弱者之韩，亦“国治兵强”，“终申子之身”而“无侵韩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史记》说他“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惠施（约前370—前310年），宋国人，名家的著名代表，曾任魏惠王相，博学善辩，学富五车，为庄子好友。他是名家的“合同异”派，论证“万物毕同毕异”，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又引申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庄子·天下》）

兒（倪）说，宋国人，是名家“白马非马”论的首倡者。曾在稷下学宫善辩知名。说他“善辩者也，操白马非马也，服稷下之辩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田骈，战国时齐国人。他本学黄老，借道明法，与慎到齐名。曾讲学稷下学宫，雄于辩才。从彭蒙之师学到“贵齐”要领，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认为万物的同一是首要的。认识到“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庄子·天下》）。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是非，摆脱各自的是非利害，回到“明分”“立公”的自然之理，从“不齐”中实现“齐”。《汉书·艺文志》著录《田子》二十五篇，列入道家。已佚。

宋钘，宋国人。齐宣王时与尹文同游稷下学宫，他认为“虚而无形”的是“道”（《管子·心术上》），它是宇宙的本体。提倡“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其思想主流，为道墨两家“忘我”精神的结合。他周游天下，上说下教，宣讲内容着重联系生活常情，使人们易于了解。《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早佚。

公孙衍，战国时期魏人，纵横家中的合纵派代表，主张联合诸侯以抗秦。公元前333年，他赴秦游说任大良造，后来张仪为大良造，在公元前323年返回魏国，魏惠王任为将，他联合赵、燕、韩、魏、中山五国互相为王，合纵抵抗齐、楚、秦。公元前319年驱逐张仪回秦，公孙衍为相。第二年，公孙衍联合赵、韩、燕、魏、楚，挂五国相印，推楚怀王为纵长，由三晋出兵攻秦，秦大败联军，以合纵失败而告终。

张仪（？—前310年），魏国人，战国时期纵横家中的连横派代表，主张联合诸侯事秦。他游说入秦，秦惠王任为相。公元前322年他去魏劝说魏惠王实行联秦韩以攻齐楚的政策。当时惠施为魏相，主张联合齐楚抗秦。魏惠王听信了张仪的游说，罢惠施相，任张仪为相，这是连横说的胜利。秦要求魏事秦，魏不从，即出兵攻占曲沃、平周两地。秦的东进政策，使东方各国生畏。遭到了公孙衍的联合诸侯抗秦政策的排斥，公元前319年魏驱逐张仪回秦，接受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说明连横又破产了。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收买了楚旧贵族，并以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使楚同齐断绝关系。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阻，遂与齐断交。当楚派人向秦索地时，张仪以六里相许为由，拒不承认六百里，公元前312年，楚发兵攻秦，遭到了失败。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常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长平战后，秦军围赵邯郸，魏使游士新垣衍间道入城，劝赵尊秦为帝，以纾急患。鲁仲连面折辩者，反复诘难，坚持义不帝秦，稳定了士气民心。平原君要封他，他再三不受。后田单反攻聊城。燕将死守不下。他写信给守将，晓以利害，使城不战而下。田单欲赏以爵位，他逃隐海上。《汉书·艺文志》著录《鲁仲连子》十四篇，今佚，清人有辑本。

邹衍（约前324—前250年），齐国人，战国后期阴阳家的代表，是稷下学宫的辩者。公元前257年，齐王派他使赵与公孙龙辩论。他善谈天，齐人称他“谈天衍”。提出“五行相生”“五行相胜”说，以及“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荀子（约前325—前235年），名卿，赵国人，十五岁到稷下学习，齐襄王在位（前283—前265年）时，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德高望重的“祭酒”。他提出“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知道察，知道行”和“虚壹而静”的认识论，“制名以指实”的名实论，主张“性恶”的人性论，阐发了“隆礼至法”的政治论，还写下了音乐理论《乐论》。他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儒家大师和先秦思想的批判总结者。

韩非子（约前280—约前233年），原是韩国公族，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一生不得志，然其学说，“切事情，明是非”，（《史记·老子非韩列传》）“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孔丛子·韩非非圣人辨》）故谋杀韩非之李斯亦不得不称其言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史记·李斯列传》），法家之理论、实绩卓著，不仅促成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封建帝制达两千余年。

三、“百家争鸣”是说大家自由争论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主要围绕“古今”“礼法”之争和“天人”“名实”之辨展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以及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各个领域。

战国早期法家商鞅就反对儒家《诗》《书》《礼》《乐》文化。商鞅反对儒书与儒术是很突出的。《韩非子·和氏》说：“商鞅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显然，商鞅变法时就烧过《诗》《书》。至于反对儒书与儒术的实例，《商君书》中不胜枚举。如《商君书·农战》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这是说儒家的书《诗经》和《书经》都有害于重农重战两个政策，不利于法治。《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的教材。商鞅为了贯彻他的农战政策，决意反对这些。战国末期法家韩非也反对儒书儒术。《韩非子·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正是继承商鞅反对儒书儒术的主张。

法家以儒家为对手，道家也是如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道家书《庄子》杂篇有庄子后学所作《盗跖》一文，专攻儒家鼻祖孔子。这则寓言故事是以义军的领袖盗跖与孔子的对话为纲目，在往返对话中，盗跖慷慨陈词痛斥孔子的虚伪和尧、舜、汤、武的罪行，其主旨则在于抨击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贤的作为，批评儒家提倡的礼教规范，讽刺世俗儒士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反衬道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提倡顺天之理，轻利全生思想的正确性。

墨家与儒家争鸣毫不含糊，痛快亮出旗帜，《墨子》中设《非儒》上下篇。墨子借晏婴丑诋孔子的话说：“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又说：“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由于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就会不可回避地“陷于饥寒，危于冻馁。”（《墨子·非儒下》）因此，“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战国中后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都城临淄成为学术中心。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拥有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又为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创造了客观的有利条件。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前321年）初年，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招纳天下贤士荟萃于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齐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到齐湣王、齐襄王时期，荀况“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学宫之终结，大约在齐王建时期。前后绵延近150年，最盛时竟聚集数千人。

稷下学宫广招人才，各家各派兼收并蓄。战国诸子之主要学派都有重要代表人物出入学宫。如儒家前有孟轲，后有荀卿，另有颜斶、王斗、田过、公孙固等；道家及黄老学派有环渊、接予、季真、慎到、田骈、彭蒙等；墨家有宋钘、告子等；名家有尹文、田巴、兒说等。法家有慎到、田骈等亦属法家，或称道法家；阴阳家有邹衍、邹奭；纵横家有淳于髡、鲁仲连等。

学宫诸子荟萃，各展其说，论辩自由。《史记正义》引《鲁连子》曰：“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此论辩之盛可以想见。而徐劫弟子、年仅十二岁的鲁仲连以田巴之言空洞无济于实事，斥之曰：“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竟使田巴叹服而“终身不谈”。

孟子是天下知名雄辩学者。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期，孟子两次入齐住十余年时间，在稷下学宫讲学，都曾受到重视，被授予“客卿”的礼遇。百家争鸣，孟子所以好辩善辩，也是出于捍卫儒家学说的需要。孟子认识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和墨家学说的兴盛，严重威胁到儒学的命运和生存。孟子批判杨墨“为我”与“兼爱”的学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拒杨墨，同时也批评其他学派的思想。他关于“性善论”的思想，许多就是在对告子“性恶论”思想的批评中阐明的。孟子批评兵家说：“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这显然是反对兵家重战、备战、善战学说以及法家“奖励军功”和农战政策，从而确立儒家非兵休战的思想。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说明社会发展必须有分工，治国者不能兼事生产，其思想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现实。许行主张无分贵贱君民并耕的理想是好的，却不合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只能流于空想。孟子在与不同意见的辩难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批评争鸣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风气。

“百家争鸣”既表现为诸子的分歧，也表现为诸子的融合。“百家争鸣”的自由论辩，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各家思想学说的相互汲取与融合。各家对于先秦的学术都有所损益，因而都有所创新，同时也有所继承。诸子百家互相发难批驳，欲证明对方错自己对，就要认真探明辨清对方的弱点，以图击中要害；又要看准对方的长处，经过汲取加工，为我所用。因此，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分为各种学派，但又始终存在着“道为一体”的观念，走向融合。

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况，长期熏陶于稷下学宫，其时社会发展明显趋向于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与稷下学宫各家思想相互撞击、汲取、交融的学术环境，在荀况的思想学说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荀况并不偏激，他注意分析各家学说的短长。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体，兼取道家、法家、名家之长，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学思想体系。

墨子虽然尽力非儒，但墨儒毕竟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同源共生的文化根基，这使两家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渐渐趋同。如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并以之批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然而，在不少方面，墨家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儒家如出一辙，墨家把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作为天下丧乱的原因。在《尚贤中》里，墨子认为：“入则不孝慈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由此可以看出，墨家与儒家虽然对立，但他们仍有不少相通之处。

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在杂家著作《管子》中有充分体现。根据现有资料判断，《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夺取了齐国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实行变法，形成了管仲学派。《管子》其书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的文集，也掺杂了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管子》其书内容异常丰富，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说：“《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可以说，《管子》吸纳先秦诸子的精华，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儒、兵、农、阴阳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此书的丰富内容。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说到底，它是百家争鸣诸子融合的产物。

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其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纵向延续和横向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焚书坑儒挫折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也分析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走向衰落的原因。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笳等四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谈到秦始皇，毛泽东说：

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此次谈话的主旨，是为秦始皇翻案，是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行辩护。他认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有所限制：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法先王”孟子一派的儒；目的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毛泽东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结论。

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深刻指出了“焚书坑儒”对“百家争鸣”的负面作用：

负面作用之一：“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请注意，人们将“焚书坑儒”定位为“恶行”，毛泽东将其定位为“当然是坏事”。所谓“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生的两大事件，是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的文化专制措施。“焚书”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儒学博士淳于越对于当面肉麻吹捧秦始皇的仆射周青臣不以为然，并就分封、郡县问题向秦始皇提出了不同意见。丞相李斯抓住淳于越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指斥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不加以严禁，必将使“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提出的建议和办法，遂下令焚书：除《秦纪》、医、农、卜筮之书外，凡六国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等书籍，一律限期三十天内交官府烧掉，逾期不交者，黥为城旦。此后若再有“偶说《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焚书”事件使儒生们大为不满和诽议。第二年，当秦始皇搜寻欺骗了他的方士侯生、卢生时，意外地发现咸阳的儒生对他进行所谓的“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察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儒家、道家、兵家都是以对《诗》《书》《易》《礼》的文化反思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关东六国的士子大都在思想上反对暴秦，所以烧《诗》《书》杀儒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是以强权政治宣告文化上“百家争鸣”局面的被迫结束。毛泽东在“百家争鸣”前面加上“蓬蓬勃勃”的形容词，又指出焚书坑儒“挫折了”这个局面，可见内心里他对“百家争鸣”局面的夭折是多么惋惜。

负面作用之二：“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毛泽东指出史实，秦始皇“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毛泽东说，“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虽然秦始皇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需要专制手段，但是毛泽东仍然认为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生儒书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是“太过火了”。从传统哲学上说“过犹不及”。用现代语言说，这是谴责秦始皇文化政策太“左”。以消灭思想载体的办法实现思想一统，是不可取的危险的文化政策。

负面作用之三：“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毛泽东把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做了区分，他说“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是对比“我们”的政策与秦始皇政策，指出其不同点。“百家争鸣”，极权的、专制的秦始皇是不能办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毛泽东这些批判是深刻有力的，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解读毛泽东谈论“百家争鸣”的思想观点时，在注意到毛泽东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的一面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毛泽东对焚书坑儒另一面的严厉谴责。毛泽东后一种思想更为重要，对今后的文化建设更有意义。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毛泽东的思维是辩证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对焚书坑儒的辩证性评论，理解得片面了。

孔子是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捧起来的

秦朝的“焚书坑儒”是极权专制文化政策的恶果。各地儒生并没有完全屈服于高压，采取各种办法暗中抵制。著名的“鲁壁”藏书事件是其典型代表。秦始皇下焚书令，追令天下交出儒家书籍，否则罹罪。孔子九世孙孔鲋将一些儒家书籍藏于室内壁中，然后持礼器投奔陈胜起义军，进行武装抗争。百余年后，西汉初封到曲阜的鲁恭王刘馀为了扩建宫室，在拆毁孔子旧宅时，发现这批古籍，被称作“古文经”。不久，王莽新政用它与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抗衡，推演出古文经学。

“焚书坑儒”之时，朝廷内博士手中的诸子书并未焚掉。秦朝博士有七十人，其中既有《五经》博士，也有诸子传记以及方技数术博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艺文志》所载，伏生为治《尚书》博士；黄疵为秦博士，则在名家；又有占梦博士。汉承秦制，汉初仍有博士七十人，但“备员弗用”。这个时期，文化政策还允许诸子百家之术存在，只是限制在朝廷博士圈子之内。私人授徒讲学，自由进行学术争鸣的局面已荡然无存。

真正使“百家争鸣”局面彻底消失的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

汉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但同时社会矛盾已开始暴露，至武帝时不仅外部匈奴为患日趋严重，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并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史记·武帝本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因窦太后好黄老言，受其干扰，当时未果。建元六年，窦太后卒。元光元年（前134年） ，汉武帝就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等治国大计，三次策问儒生董仲舒。董仲舒是《春秋》公羊派大师，今文经学创始人，他上“天人三策”，极力推荐《春秋》“大一统”的理论，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这一建议，罢黜百家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家经典的权威性的统治地位，而儒家以外的诸子学，由于无进身之路，日益衰微。《汉书·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董仲舒传》亦云：“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从此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后世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言实行这一文化政策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对于“百家争鸣”学术局面的最后摧毁，毛泽东似乎没有正面评论。但是，1954年到1958年他在评说“孔学”（儒学）的历史命运时，明确指出儒术独尊是董仲舒“捧起来的”：

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页）

孔子是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大灵了。到了唐朝又好一点，特别是宋朝的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登上“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36页）

毛泽东讲清了两点：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儒术“独尊”从汉朝延续到清代。

“百家争鸣”学术活动，肇始于春秋末期，衰落于西汉中期，经诸子创说、稷下学宫、合纵连横、焚书坑儒、信奉黄老、独尊儒术等重大学术事件，前后历时三百余年（从孔子卒年即公元前479年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其兴盛期约有二百年——以战国初庄周《庄子·天下》到战国末荀况《荀子·非十二子》所记载评述诸子学术活动和学术纷争为标志，是确确实实的诸子百家“争鸣”期。

“百家争鸣”是辩证法

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毛泽东是向往的。他曾经长期思考过这个中国思想史最为重大的学术运动，从中得出一个十分新鲜的结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

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表达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肯定）这样三段式表达事物发展过程的公式。毛泽东也喜欢用三段式来表达事物发展过程：如团结—批评—团结；再如，平衡—不平衡—平衡。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正是用三段式表达事物发展过程公式，来肯定百家争鸣是充满辩证精神的学术运动。毛泽东写道：

先进的东方，落后的欧洲

十五年后走向反面，尾巴一定翘起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不要紧，再来一个否定，又生动活泼了。

你看：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

你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封建时代的形而上学—现代的辩证法

客观存在的，不是吗？

设置对立面，十分必要

如何设置？客观存在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196页）

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许全兴先生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引证了毛泽东这段讲话的记录稿：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辩证法，中世纪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形而上学，现在又讲辩证法。（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毛泽东在这里是用表达事物发展过程的三段式公式，来讲欧洲和中国两千四百余年的思想大趋势的特点。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活跃着对立和对峙的各种学派，思想的长河波翻浪涌，辩驳争鸣精彩纷呈，充满学术生气和思想活力，在矛盾和碰撞中各家学派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思想界充满辩证精神。这是个需要大思想家并且产生了众多大思想家的时代，“百家争鸣”成了产生大思想家的平台和推动力。这个时期出现的众多学派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两三千年的思想理论基本框架，活力四射的时代也注定是魅力无穷的时代。

毛泽东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定位为“这是辩证法”，高屋建瓴，一语中的，把握住了这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两千年整个封建时代，儒术独尊，经学称霸，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发展、自我繁殖的封闭文化圈，减弱了、僵化了甚至丧失了儒家学派创立和兴盛时期所表现出的既独树一帜又兼收并蓄的创造性和开放性，体现的是形而上学文化模式。最终将自己退化为文化变革的冲击对象。这就是五四运动“反孔”的深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这样分析评价中国三千年的思想文化史，显然出于对学术自由十分看重，是提出和推行“百家争鸣”学术发展方针的需要，也就是需要“现代的辩证法”。他的这种追求，发生很早，可以上溯到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7月21日，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说：

“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说’，‘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68页）

显然，毛泽东很早就已经发现，儒术的“独霸中国”，没有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学界内部的对垒冲突，争辩争鸣，就没有学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终将导致民族文化的萎败倾向和国民心理的奴化痼习。所谓的“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也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形而上学。因此，毛泽东十分赞赏和珍爱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学术局面，并将它加以改造利用，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用以指导中国艺术和学术的发展。

二十二种子书与先秦子学中的“人民性”

毛泽东如此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活动和文化现象，源于他从启蒙时代就开始了的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学习和思考。

毛泽东最早阅读的先秦子书是儒家的《论语》和《孟子》。这个情况，毛泽东在延安时有回忆。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以来的半生经历。其中他说：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论语》，现存下册，系宋朱熹所辑《论语集注》本，石刻线装，封面有毛泽东用毛笔书写的“论语下 咏芝”——“咏芝”是毛润之的另一种读音和写法。内容包括“论语卷之六至卷之十”。这半部《论语》现在收藏于韶山纪念馆。

少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冲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七处私塾读书，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读了六年孔夫子”。他追忆道：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64年8月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读了六年私塾，读《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首篇首句）这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他识字学文化大有好处。

毛泽东探索先秦子学之路就是从韶山冲的私塾开始的，他最初读到的是儒家孔子、孟子两位大师的著作。

进入青年期，毛泽东有五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此时，他已经能从研究国学的视角，有计划地读先秦子书。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萧子升谈“中国应读之书”。其信前半部分已亡佚，后半部分是：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7页）

毛泽东选出应读书七十七种，可注意的是“子之类二十二种”。可惜的是，信的前半部分遗失了。从行文看，毛泽东在上引的信文前面，似开列了经、史、子、集七十七种书目，但现存手稿部分缺失，就不能下断语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判断仍然可以找到依据。

我国古代子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即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汉代史学家班固即在《汉书·艺文志》中设了《诸子略》《兵书略》等类目，著录当时诸子类著作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研读实效，古代学者尝试在卷帙浩繁的子书中选编精华。清代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分册辑刊而成的诸子丛书《二十二子》较有特色，也最为引人注意。《二十二子》所收子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兼及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医学等等。研读子书，应该从先秦子书入手，方能理清诸多学派的各自源头。《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书，如《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兵法）》《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商君书》和《韩非子》等，均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作（《尸子》较弱一些）。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的《论语》和《孟子》，因为属于经学范围，《二十二子》丛书没有收入。但是，毛泽东所列书目有“经之类十三种”，“十三经”是个固化了的概念，其中必定包括《论语》和《孟子》。这样，毛泽东所列国学七十七种书目，先秦子书占十四种。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范畴，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子书开创期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较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中国古代文化。

毛泽东与萧子升商讨“中国应读之书”，其中“子之类二十二种”与《二十二子》仅仅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毛泽东把《二十二子》作为了选书参考呢？看毛泽东从儒家《十三经》中确定“经之类十三种”的思路脉络，毛泽东极有可能受《二十二子》的启发，确定了“子之类二十二种”。《二十二子》风行于清末民初，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很有可能在学校图书馆接触到这套丛书，作为自己选书的蓝本。

过了二十年，毛泽东已是政党领袖。此时，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出了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包括先秦子学在内的中国历史经验。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提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

在这里，毛泽东把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夫子，作为“历史的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与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相提并举，可见毛泽东对儒家学派、对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看重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乃至中国的全部历史，不从孔夫子理起，不从先秦子学理起，是茫无头绪的，也说不清来龙去脉。毛泽东这个判断，是最有历史洞察力的。

正是在毛泽东这个指示的引导下，曾经在北平大学里开过先秦诸子课的陈伯达，于1939年春天，一连写了《老子的哲学》《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哲学思想》等总结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毛泽东在审读这些文章时，写下六七千字的修改意见，对孔子和墨子哲学中不少具体观点做出了新颖独到的评论。指出孔子的功绩不只在教育普及一点，孔子在认识论与社会论上“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指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65页）

此期前后，毛泽东又在下力气讨论先秦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子的《孙子兵法》。那时他正在总结研究中央苏区反“围剿”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多次写信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购买一批军事书籍来。1936年9月26日给刘鼎写信，告诉他：“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写信到南京国府路军学研究社，请他们代办。”（夏征难：《毛泽东与中外军事遗产》，大连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叶剑英、刘鼎：“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毛泽东在上述两封信中，都明确提到《孙子兵法》，从中反映出他对《孙子兵法》的重视之程度和要求之迫切。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战略书”，认为孙武子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01页）。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强调“知彼知己”对认识战争现象的重要，他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90页）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先秦子学的研究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对传统文化，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他自己也做这方面的工作，对先秦子学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1958年他在审订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道：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这里虽然是从教育史的层面切入，但是毛泽东事实上指出了儒家三位巨子即孔、孟、荀三人的学说中“有人民性的一面”，“影响对人民的教育”。我们所看重的不仅是毛泽东所举的例证，而是这个评价所包含的评价先秦子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所肯定儒家三位巨子学说中的正是其平民教育思想、民本思想和古代唯物论观点，这显然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精华。这种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完全适用于对先秦子学全部学派和全部著作的研究。

毛泽东是思想巨人，但是他很服膺先秦子学的博大精深，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常常将先秦子书带在身边随时参考。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南方视察，外出前他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在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先秦诸子和涉及研究先秦子学的著作主要有：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史》。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19页）

从这个书单摘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带的先秦子书，有儒家的《荀子》，有法家的《韩非子》，有道家的《老子》——而且有“十几种”之多。有司马迁的《史记》，有先秦诸子的传记和学术活动史料。

冯友兰、范文澜、吕振羽和郭沫若四人，或是哲学史家，或是政治史家，或是历史学家，都是现当代中国治史的顶级人物，他们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政治史》《十批判书》等，大都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做过系统的梳理和透彻的分析。这些史学哲学著作对晚年毛泽东的子学观影响甚大。

本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着眼检讨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读书小组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三版。在研读时的谈话中，毛泽东评价儒家鼻祖孔子：“孔子也因为在许多国家受了挫折，才转过来决心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没有办法了，只好搜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毛泽东评价法家政治家李斯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很差。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的，主张法后王。”（《瞭望》1991年第35期，转引自盛巽昌等：《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毛泽东引用《老子》中的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引用《孟子·滕文公上》的名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活动中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这里涉及儒道法三家的老子、孔子、孟子、李斯和他们著作（子书）。（《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19页）

毛泽东晚年于十年内乱的“文革”中，对先秦子学、主要是对儒法两家的评价陷入一种极端：他从政治需要出发在“文革”动乱难于掌控的情况下，又错误地发起了 “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绝对肯定法家，绝对否定儒家，使其儒法观完全倾斜，脱离了学术轨道。

“文革”之初的毛泽东就开始否定孔子的“圣人”地位。1966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人时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9页）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当代几位学者“崇儒反法”史学观点散论漫谈起来。毛泽东认为范文澜对儒家、法家都给予了地位：

“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这次谈话，只是随便提到先秦思想史儒法两家，毛泽东并未想号召人们去钻进故纸堆，研究老古董，展开批判。

但是，“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出于“文革”形势难于掌控，毛泽东扬法批儒倾向急剧升温。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看望毛泽东，见毛泽东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江青听：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页）

毛泽东的四句诗，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崇儒抑法贬秦，肯定柳宗元的《封建论》赞郡县制废分封制。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毛泽东明确亮出了褒法贬儒的思想旗帜。

1973年5月20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为召开中共十大做准备。在会上，毛泽东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他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此处，毛泽东一方面说要批判“尊孔思想”，另一方面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这与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的提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本节前面的述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见了王洪文、张春桥两位“文革”新贵。毛泽东谈话中有一段说：

“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毛泽东把“尊孔反法”与政治运作扭结到一起。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对她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的扬法贬儒已达极点。“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一伙攻击他是“当代的秦始皇”。是对手的比附和攻击，激起了他的愤慨。这使他的评法批儒论始皇，不少为争辩与批驳中的激愤之语，很难说是深思熟虑后的准绳之言。这些话语在1973年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了本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就是由江青直接指挥编辑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一）。中央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于是，一场比“评法批儒”更为荒谬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这里的儒法之辩已经毫无学术味道。

从上述引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评法批儒”好强调儒家“法先王”，厚古薄今，复古倒退；法家“法后王”，厚今薄古，改革进步。这里藏着隐忧，即担心否定“文革”。当时的思维定式是：拥护维护“文革”的即是思想激进的“左派”，是革新派；抵制反对“文革”的即是观念保守的“右派”，是复辟派。这个评批目的，这个政治功利，这个价值取向，使“评法批儒”一开始就不是在争论学术是非，而是一种政治运作，是在较量政治短长。“四人帮”借题发挥的“影射史学”乘机甚嚣尘上。现在回头看，晚年那一场评批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并未给毛泽东增加新的荣誉，实事求是地讲，那是他先秦子学品读史上的“滑铁卢”。

“文革”中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不可能正确评价儒家、法家思想，不可能批判地继承儒法两家思想的精华，并给予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弥足珍贵的一席之地。今天，它们的阴影早已渐去渐远。整体扫描毛泽东品读先秦子学的“全息”图像，仍然可以使我们在拂去灰尘后看到耀眼的光芒。

晚年毛泽东读先秦子书的情况，还有一种记载。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先生编制的《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从1972年7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给毛泽东特别印制的大字本线装书，涉及先秦各家子书的有如下之著作：

道家有研究老子的著作：《老子简注》，高亨注译，1册；《老子校诂》，马叙伦校，1函5册。

儒家有批判孔孟的著作：《四书评》，（明）李贽著，1函4册；《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卫今著，1册；《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上、下册；《鲁迅批孔反儒文辑》，上、下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赵纪彬著，1函5册；《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著，1函6册；《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 （二），上、下册。与此相关的还有两种书籍，大约当时是供“批判参考”之用：《十批判书》，郭沫若著，1函8册；《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1册。

法家有商鞅和韩非的著作：《商君书注释》，高亨注译，1函6册；《商君书·更法》，（战国）商鞅著，1册；《论商鞅的历史功绩》，陕西师大师生著，1册；《论商鞅》，梁效著，1册；《韩非子》，1函6册；《韩非子·孤愤》，1册。

兵家有孙武和孙膑的著作：《孙子兵法》，1函1册；《孙膑兵法》，1函1册；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1函10册。

杂家有吕不韦的著作：《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释，1函10册。（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500页）

这些特制的“大字线装书”，涉及先秦道、儒、法、兵、杂五家。其中没有印制儒家诸子的著作，只有研究或批判儒家（主要是孔子）的著作，研究的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批判的如《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这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特殊政治生活衍生的畸形文化现象。其他四家则是原著或注释类、研究类的著作同时印制，供毛泽东和中央高层领导阅读使用。尽管其间抹上了政治运作色彩的阴影，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毛泽东终身不忘地关注先秦子学的浓厚情趣。

毛泽东一生品读先秦子书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毛泽东品先秦诸子”丛书写作的对象和材料，据初步梳理统计，毛泽东品评引用先秦诸子代表性著作数量相当可观：

儒家孔子的《论语》达180次，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160余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不到16次，还不到十分之一。（毛泽东评论孔子生平数十次不在本书之列）

儒家孟子生平事迹和《孟子》达108次，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达105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3次。

儒家荀况生平事迹和《荀子》5次。

道家老子生平事迹和《老子》达55余次，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51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4次。

道家庄子生平事迹和《庄子》达50次，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48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2次。

道家列子著作《列子》达18次，全部是正面肯定性的。

墨家墨子生平事迹和《墨子》8次。7次是正面肯定性的。

兵家孙武子生平事迹和《孙子兵法》达99次（包括品评引用战国兵家、孙武后代孙膑生平事迹7次），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97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2次。

法家商鞅生平事迹和《商君书》3次。

法家申不害生平事迹3次。

法家韩非生平事迹和《韩非子》17次。

法家李斯生平事迹和《谏逐客书》3次。

杂家管仲生平事迹和《管子》11次。

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子贡、鲁仲连、叔孙通生平事迹7次。

毛泽东对先秦儒、道、兵、法、墨、杂、纵横家诸子代表性人物20人生平事迹和著作，品评引用共达557次之多。其中肯定性评价引用536次，否定批评性引用只有28次。

这组数据说明毛泽东在品读先秦子学中，真正贯彻了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批判继承性原则，做到了旧籍新解、古为今用。有人以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文革”中说过一些“批孔”的话，就判定毛泽东是全面“反孔派”；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著作和谈话中引用不少孔孟语录，就判定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偏离了历史事实。如何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如何借鉴旧时代思想家的思维成果，毛泽东可谓深思熟虑。他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运用唯物史观，艰辛开拓，不懈努力，进行理论创立和文化整合，真正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使先秦子学得到现代阐释和现代转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养分和沃土，寻求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