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94页）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在讲到财政问题时，毛泽东在报告中解释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

抗战时期，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当时，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略有结余。

1941年后，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报告中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

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在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使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由于局势吃紧，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七万余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薄弱的工商业经济无力给政府增加更多的财源。

1941年后，由于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只好靠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这样必然增加赋税，从而加重了边区百姓的负担。

抗战初始，经过一段休养民力，边区经济比之抗战前已有所好转。尽管征粮数额成倍增加，但因农业经济发展而实际征收比例下降了，农民负担相应也减轻了。在当时，地方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重了，而对战时特殊环境考虑则较少。这种狭隘的“仁政”思想也是造成了边区财政匮乏的又一因素。

因此，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批评了这种狭隘的“仁政”观点。他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抗战时期，由于战争需要人民负担虽然一时加重了，但是却帮助政府和军队渡过了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从长远看这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毛泽东同时指出：“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毛泽东还说：“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发展经济是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为了发展经济，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整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政府发行公债；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加大了对经济建设的投入等。但在粮食方面主要还是依靠老百姓。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在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相对于此的应该是“小仁政”。事实上，毛泽东发展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把“仁政”区分为两个层次：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片面考虑民众负担减轻赋税傜役是小仁政，而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则是革命政府要考虑的大仁政。当然，实行“大仁政”并不是不关注民生，它的正确含义包括：一方面，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