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之五）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记载：
齐宣王有一次见人牵着牛从大殿前走过，听侍臣说要用牛血祭钟。宣王犹疑了一下说：“别宰了，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怪可怜的。”为了不废除祭钟仪式，宣王命杀羊去代替牛。
不久，齐宣王接见孟子。他想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做一番霸主的事业，希望孟子给予指教。所以，宣王开口便对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用遁辞避开说：“孔子的弟子没有谈到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也没有传给后代，我也不曾听说过。大王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可以讲讲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
好吗？”
宣王问道：“用道德怎样才能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说：“施行仁政，百姓生活安定了，就能统一天下。”
宣王问：“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吗？”
孟子毫不犹疑地说：“能够。”
宣王问：“您根据什么说我能够呢？”
孟子说：“我曾听说大王不忍心用牛血祭钟，不知道真有这回事吗？”
宣王回答：“有这回事。”
孟子说：“凭这样的心肠足可以使天下归服了。大王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心啊！”
宣王听了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存啥心，我能揣摩到。’您就很能揣摩到别人的心啊！您说得很对，我确实有不忍之心，可是我不大明白，我这种心思却和王道吻合，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假定有一个人向大王报告，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够看清秋天鸟儿身上的细毛，但一车子柴火摆在眼前却瞧不见。你会相信吗？”
宣王说：“不会相信。”
孟子坦率地说：“一根羽毛拿不起来，只是不肯用力气罢了；一车子柴火都瞧不见，那是不肯用眼睛看一看罢了，如今大王的不忍之心能使牲畜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依我看，大王大概不是不能，而是不肯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吧。所以王没有使天下归服，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
宣王说：“不肯做和不能做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答道：“把泰山夹在胳膊下而跳过北海，告诉人说：‘我办不到。’这是真的不能。为老年人折树枝，告诉人说：‘我办不到。’这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因此，大王没有使天下归服，不是胳膊下夹着泰山而越过北海一类，而是属于不替老年人折取树枝一类。”
宣王似乎懂得了这个道理，没有再继续辩护。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就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齐宣王）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这段话的意思，前面所讲的故事中已经有了。
孟子用这个显然违背常理的现象试图说明“不肯做”和“不能做”的区别，以说服齐宣王接受仁义霸天下的建议。
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是围绕着如何实行仁政而展开的。在孟子看来，梁惠王没有实行仁政，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肯去做。
《孟子·梁惠王上》这篇文章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孟子的仁政思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其实，孟子劝说齐宣王施仁政，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生存问题，而想通过施仁政达到统一天下，长治久安，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本篇主旨是关于王道政治的说教，但作者行文却没有采取抽象说理的方式，而是采用许多形象的比喻，写得十分生动感人；文意层层推进，显得条理清楚，结构谨严。
两千年前，孟子用“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批评齐宣王对仁政王道视而不见；抗战初期，毛泽东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批评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分子对抗日统一战线采取不承认主义。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时说：
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进步人士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多方奔走。国民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也不得不做出“赞成”的姿态以“迎合”形势的发展。1937年9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其间虽对中共仍有指责，但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之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民党虽然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并不肯平等对待之。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渐感到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在合作抗日的同时，他们仍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进一步限制共产党及其民主运动。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虽然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
对于国民党“两面派”的做法，毛泽东早有认识。他多次在会议上发言，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认识到国民党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享有统治权的政党，没有他们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就难以形成的现实，同时也要注意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限制始终没有停止过的事实。因此，制定党的具体政策时，就要综合“联合”与“斗争”的两重性，恰当地处理好两种关系的“度”。与此同时，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愈演愈烈的军事摩擦，中国共产党在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支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原则，给予了国民党以有力的批驳和反击。
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同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通过他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
1939年9月下旬，斯诺通过种种关系得以辗转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再次相逢。斯诺此次在延安访问了十多天。其间，毛泽东和他有过两次谈话。在24日谈话的一开始，斯诺就告诉毛泽东，他在重庆曾访问过张群将军，张群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久必将被取消。蒋鼎文将军在西安也告诉他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斯诺还谈到，蒋介石自己最近也对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对国民党中顽固派分子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毛泽东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毛泽东批评他们是“不见與薪”的阿Q和希特勒。
毛泽东与斯诺此次会谈之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进行两年多（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在“名义上”“实际上”早已存存，但是国民党右派如张群、蒋鼎文之流，对统一战线与共产党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不承认主义”。这实际上破坏抗战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那些对统一战线视而不见的人斥之为阿Q主义者，对斯诺说：“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
为了说明这种阿Q精神的危害，毛泽东又举了希特勒的例子。希特勒不承认有苏联这个国家，只认为“这是个名称”，但最终却发现实际上存在这个国家，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接着毛泽东引用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说明国内的某些人，之所以无视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存在，其实不是没有能力看不见，而是不愿看，或不肯看。他们就像孟子所说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人一样，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他们的言行是不符合中国抗战时期客观现实的。但最终，这些充当着阿Q角色的人，终将会有像希特勒一样受了教育而发生某种觉悟的时候，终究会有接受统一战线存在的事实。
出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像张群、蒋鼎文之流的话，大多数有良心有诚意的国民党员都不会说的，因为他们都是懂得抗战第一、团结第一的人。至于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更不会讲。当然，如果蒋介石真的讲了的话，就请他改正。只要能真心悔改，一定还会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毛泽东引用孟子的话，指出有些顽固派分子虽然明察秋毫但是“不见舆薪”，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抗战前途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对于争取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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