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了会议结论的报告。其中一部分整理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的结论第一点是“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他上来就说：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7—538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中引用了孟子这句富有哲理的话，阐明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在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方面作了让步，这是“不为”；但以此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便是“有为”。这种“有为”是以“不为”作为代价才实现的，这是切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的，也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由孟子的“不为”与“有为”二者的关系，推导出另外两种富有辩证思想的关系，那就是“让了前者”与“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与“积极的目的”的关系。这与列宁说的“后退”是为了“更好的一跃”，可谓不谋而合。在这几组矛盾关系中，“让了前者”“消极的步骤”和“后退”，也就是“有所不为”，而“得了后者”“积极的目的”和“更好的一跃”，也就是“有所为”。毛泽东借鉴孟子的哲理，说清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妥协让步的策略性、积极性和目的性。

当然，这种“不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有为”。让步并不等于放弃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与王明（陈绍禹）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关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做了以下简单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也是毛泽东主张“有为”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