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讲“学而时习之”

毛泽东读《论语》，最先接触的第一句话自然是《论语》的首句“学而时习之”；毛泽东品《论语》用得最多、最活的一句话，也是这句“学而时习之”。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说：

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白话，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比较于文言而说的，没有文言，也就无所谓白话。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

白话不仅是“写”的，也是“说”的。写和说统一，就是“言文一致”。所以白话不仅能看得懂，读出来也能听得懂。白话虽然经过加工，它的基础是现代口语，所以容易听懂。老百姓的口语好比是“粗制品”，书面的白话文章好比是“精制品”。

而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则在于它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最早的文言，如甲骨文、金文、《尚书》之类，可能就是当时的口头语，被记录下来，即白话。在后人看来，它们同时又是“文言”的始祖。

古代的正式文体是文言文。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

文言除少数通俗文章外，一般只能看得似懂非懂，读出来是听不懂的。因为我们脑袋里储存的是现代汉语，不是古汉语。比如，电视里常常朗读文言诗词而不配备字幕，观众听起来就会感到莫名其妙。

由于文言文是经过省略和美化的书面语。成为完全不同于口语的另一种语言。一般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能大体知道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学习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如盛行于元明清的八股文，即属于文言文，讲究一定的格式，注重形式，束缚人们的思想。

东汉时发明了造纸术，随着工艺的改善，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白话是中国的现代通用文体。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结果。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文体改革上的一个革命，它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的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也说，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时候了。意思是说文言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在这里所引用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显而易见，已完全失去它的原意。这是毛泽东活用《论语》的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例子。

《论语》离现代久远，其语言属于“文言”，与“五四”以后的“白话”不同。但不管“文言”，还是“白话”，作为一种语言，它都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毛泽东在讲到白话没有阶级性时，引用了“学而时习之”这一古语，说明语言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谁都可以用白话。这种喻证可谓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