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目前是和为贵”

孔子的“和为贵”，毛泽东在著作和讲话中多次征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灵活运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待中国革命的科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深深地懂得中国最终将实现和平与统一。毛泽东在对革命战争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把和平统一之路排除在外。重温党史你会深刻地感到，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更加热切地渴望着和平，渴望着和平下的统一。

但是，客观事实却迫使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获致他心中的和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湖北汉口“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以“合”来对付强大的敌人。

“和为贵”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具体体现。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及陈云等从苏联回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

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延安。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来传达指示，并引经据典，讲得颇具煽动性。他一上来就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并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王明带回的是莫斯科方面的意见，而且其中“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也不算错，毛泽东自然不能明确抵制。他尽管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问，对王明谈话的基本精神，还是赞同的。他明确讲：

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对于统一战线，“目前是和为贵”，我们在政治上要有号召，但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不可否认，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这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还在1937年8月政治局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毛泽东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这恰恰是善于纸上谈兵的王明所欠缺的。但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抗日大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利益和革命前途，严格地说，就是毛泽东也还缺少经验。因此，他尽管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问，对王明谈话的基本精神还是赞同的。

此时，王明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面对弱小的红军与相对强大的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毛泽东抗战伊始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再说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于力量弱小的共产党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因此，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毛泽东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很多都被否定了，但毛泽东从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认为对于统一战线，目前还应该是“和为贵”，这是主要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和”是有原则的，即如他后来所说：12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应该说毛泽东在主张“和为贵”的同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会议上是持保留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