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孔子“既往不咎”的待人态度是赞同的。这无论是在革命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无论是对待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对待国民党的投诚人员，以及对敌人营垒中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他都坚持既往不咎的原则，从大处着眼，主张一切向前看。由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既往不咎也就成为了我党对敌斗争的一项方针和政策。
1938年4月，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奉命赴洛阳开会，取道陕北。4月17日途经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卫立煌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晚间，延安召开盛大的欢迎晚会，毛泽东作陪。卫立煌根本无心看演出，只顾与毛泽东说话。
晚会后，毛泽东一路相送至住处。卫立煌深情地对毛泽东说：“立煌此经延安，所受礼遇太多，内心很有愧。每每想起过去的历史，立煌更觉不安和内疚。虽说全国抗战后，立煌立志率部在前线抗敌，但打了几次都没能打败敌人，根本不值得表扬。”毛泽东则劝慰道：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共产党人称之为既往不咎，一切向前看。自抗战以来，卫长官率部在前线抗敌，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就值得赞扬，何况还打得很勇敢呢!卫长官是当之无愧的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何仁学等编:《真理真情与魅力：毛泽东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页）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又名辉珊，字俊如。国民党军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是国民党部队中能征善战的将领，1932年，在对红军的“围剿”中，曾率部攻占鄂豫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蒋介石为了表彰其战功，将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抗战爆发后，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率嫡系部队第十四集团军开进山西。
1938年年初，为了阻击日军南进，卫立煌的指挥部移往霍县。由于日军打通同蒲路后，卫立煌所率的指挥部却被阻隔在敌后。为了尽快与开往晋南的大部队会合，卫立煌决定假道陕北。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一项对他的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
得知卫立煌途经延安，毛泽东极为重视，指示一定要搞好接待工作。毛泽东认为，不管怎么说，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同时，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我第十八集团军的上级，从上下级关系考虑，若能争取其支持我军，则对我军的处境，对华北、西北抗日根据地都会有很大好处。所以，欢迎一定要隆重、热情，招待的规格一定要高，使他感到我党的诚意。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这位过去的剿共名将切实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合作抗战的诚意。所以，这次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受到延安太多的礼遇，亲自看到延安的新气象，让他感到很内疚，每想起过去剿共的历史，更让他觉得不安和有愧。
毛泽东则晓之以理，运用孔子“既往不咎”这一古语，不仅阐明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也是对卫立煌本人的勉励和鞭策。
卫立煌不虚此行，在与毛泽东座谈时，当毛泽东向他提出八路军的弹药给养问题时，他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卫立煌说到做到，他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的名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一批军用食品。此后还多次排除干扰，冒险为八路军拨军火，实践了他对毛泽东的诺言。卫立煌由于在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在整个抗战期间，与我党我军合作得一直较好，尽其所能，给八路军在物资上以帮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卫立煌将军不愿将人民再次推入战火，他借机出游欧美。1947年年底，当蒋介石要他回国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他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打电报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蒋介石兵败大陆，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一句“既往不咎”的话语，提炼为一项不计前嫌往前看的政策，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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