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人们常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话出自《论语·公冶长篇》第九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

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子贡与颜回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更好学。

孔子对弟子子贡说：“你与颜回相比，谁更强些？”

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他听到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

孔子说：“你是比不上他；我和你都不如他。”

“闻一知十”是子贡对颜回的赞词，意谓听到一点，即可推知许多。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一，数之始。十，数之终。”子贡赞美颜回能闻始知终，闻少知多，实则是对孔子启发式教育的高度评价。顾炎武说：孔子“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日知录》卷下）

子贡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孔子问起自己和颜回谁强时，他能客观冷静作比较，从而认为自己远远不及颜回。子贡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肯定。说明子贡贵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一个人的长处。如果子贡看不到这一点，自认为超过颜回，那就会因过高估计自己而止步不前。

对于《论语》中这段话，相信毛泽东是熟知和深有领悟的。他在中央苏区时在寄给彭德怀马列书籍的题字中就灵活地运用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1933年8月，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派代表陈公培到三军团与彭德怀商谈如何同红军协同抗日反蒋问题。但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未能实现与第十九路军的合作。彭德怀当时对此很有看法，只恨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能力，渴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

1933年，毛泽东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种策略》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看待和怎样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中提出的争取领导权、同农民组成联盟等策略，恰恰是此前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由此犯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

不久，毛泽东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作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所反对的如关门主义这样一些“左”倾思潮，在1933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颇为泛滥，“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走向高潮。初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毛泽东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陈晋：《毛泽东阅读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3页）

彭德怀，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后率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会师。从1930年6月起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所率第三军团屡建战功。

毛泽东十分关心和器重彭德怀这位爱将。由于当时中央苏区博古所实行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导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未能实现与第十九路军的合作，对革命是个不小的损失。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为了帮助彭德怀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把自己非常喜爱的刚刚得到不久的两本马列著作寄给了他。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孜孜不倦地读书生活与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2年4月红军占领漳州城之后，据当时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1987年11月的回忆记载：毛泽东是在漳州龙溪中学得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由于当时得到马列著作非常困难，毛泽东得到这几本马列书后真是如获至宝，几乎手不释卷。

毛泽东开始读马列著作，大约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前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最初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读了《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在长征路上，他对这几本为数不多的马列著作反复读。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然，他对马列的书读得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时期。

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还经常与他人共享，把书推荐给其他人看。1933年秋天，毛泽东先后把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介绍给彭德怀。在列宁的著作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读过无数遍。

毛泽东两次寄书给彭德怀，暗引《论语》中的话 “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与彭德怀交流体会。所谓“知其一”，既第一句批语是指大革命时期党所犯的右倾错误；所谓“知其二”，既第二句批语指1927年底至1928年春，及1930年6月至9月我们党所犯的两次“左”倾错误。如果不是对“左”倾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毛泽东不会写下“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样的话语。这也说明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喜欢列宁的上述两本书，并有深刻的认识，是因为它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中央苏区寄书彭德怀，这对于彭德怀来说有如枯禾得到甘露一般。他曾多次向一些同志提及此事，说他永远忘不了毛泽东对他的亲切教育。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谈到在江西时，毛泽东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毛泽东的关怀帮助下，彭德怀的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第三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他把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称之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