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

孔子因为宰予昼寝，不仅对宰予有批评，而且改变了一种看人的方法。《论语·公冶长篇》第十章记载：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对宰予昼寝的批评，已见前篇文章。接下来孔子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以前我对于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能做到；如今我对于人，不仅要听他怎么说，还要考察他如何去做。是因宰予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人的态度。”

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因为宰予而改变了自己过去观察别人的态度。孔子还曾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指君子以言过其实而羞耻。可以看出孔子是提倡言行一致的。不仅仅听他如何说，更主要在于“观其行”，即考察他是否说到做到。

对于孔子“听其言，观其行”的观点，毛泽东是赞同的，并认为其中有辩证的思想。

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进占了黎川。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并不懂军事，完全依靠新到苏区不久的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击敌人”的分离作战方法。在黎川失守后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击敌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导致红军主力连续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这时，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第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并以此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在会见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时，毛泽东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

瑞金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会昌位于瑞金南部，邻近广东。广东简称为“粤”。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所以，毛泽东明确地指示刘晓、何长工，在会昌要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同时毛泽东指出，在与粤军陈济棠打交道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这里毛泽东引用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在于提醒刘晓和何长工，不仅要听陈济棠怎么说，更要注重他怎么做。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要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然被封为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因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所以迟迟不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10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