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一天深夜，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办公室里伏案疾书；时间久了，在他宽大的写字台上，竟堆起了厚厚的一摞批阅过的文件。
这天夜里是秘书高智值班，他打了瞌睡，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 高智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神色不安地走近毛泽东：“主席，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嘛。”
毛泽东一边“咝咝”地吸着烟，一边掀起眼皮看了一眼高智，说：
“没么急事。”
“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
毛泽东很体谅人地微微一笑：“困了就睡嘛!你们太辛苦了。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高智喃喃地说：“我和罗秘书是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得好。”
“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刘学琦主编:《毛泽东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晚上办公，是长期的战争生活迫使毛泽东形成的习惯。白天要行军打仗，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工作、读书或是进行理论创立。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工作最辛苦的时候，每天总有无数份从各个战区拍来的电报等待着他去处理、去决断。尤其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好几次连续两三天没有上床睡觉。好不容易可以躺下来，因为惦记着战事，睡不着，睡不稳，躺下不过三四个小时，便又坐起来办公。以至于其他首长见了毛泽东的卫士，第一句话总是关切地问：“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睡了几个钟头？”“主席还是没睡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延续着夜晚办公的习惯。他一般下午3点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才休息。毛泽东笑说自己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保健医生徐涛则说：他不是按时间来安排工作，而是以工作来安排时间。繁忙的政务、党务工作，毛泽东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曾试图改变这种习惯，实行了半个月，终是未能真正改掉这个毛病。
跟着毛泽东晚上办公除了那盏台灯，还有就是他身边的卫士。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两位机要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这不高智后半夜值班困急了，打了瞌睡。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既有他认真严肃的一面，也有他情感细腻的一面。每日看到秘书陪他一起熬夜，也很体谅他们的难处。这次并没有因为高智打瞌睡而批评他。而是很体谅人地说：“困了就睡嘛!你们太辛苦了。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感同身受。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工作不完他不休息，工作完了还要看书。工作、读书，开会，批阅文件，接待外宾，等等，难得能看到他安静地多睡一会儿。
在一个生活细节上，毛泽东用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对孔子这个待人处世原则，他不仅认同，而且遵从。也许，个人睡眠比之全面抗战，里面没有复杂的政治内涵，况且领袖与卫土也属于同一阶级，是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其实，任何原则都有其适用的相对性，不可能适用于一切场合、一切方面、一切事物，只能相对地适应一些场合、一些方面、一些事物。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原则，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政治上慎用这个原则，区别对象使用这个原则，有批评有剔除地运用这个原则，而在生活上、在同一阶级之间、在志同道合者群体里，很自然地运用到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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