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是社，君是国家

对于“足”与“不足”，有若强调君民一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个思想本意，毛泽东也是承认的，并借鉴过来说事论理。

1959年 2月27日在郑州，毛泽东在与河南省的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位地委书记座谈时，谈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讲了几点重要意见，其中指出：

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死级活评，按劳取酬。（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社”，是指人民公社，它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提出的一项制度。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他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很快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发表讲话，指出：首先要批评平均主义。富的不下降，穷的提高生产，不拉平。不能把新乡、洛阳、开封、南阳都拉平。不能砍富的补穷的，而是要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2月27日，毛泽东在与河南四个地委书记座谈时指出：穷队富队，穷村富村，主要是资源不同、条件不同、管理不同、历史不同，因此产量也不同。不能拉平。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毛泽东和党中央有意识地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同时，毛泽东还说，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他借用孔子的话说，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对于国家来说，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只有人民公社搞好了，富起来了，国家才能富起来，才能昌盛。也就是说，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协调的。

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8月24日，毛泽东在讲到分配问题时，他说：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48%，限制农业40年不发展，我们只拿5%—8%（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君食孰与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要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北戴河会议，8月22日和23日，会议专门讨论了农村工作，重点是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2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分配问题时，指出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君食孰与不足”。也就是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的现代转换。

在讲话中毛泽东列举了苏联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48%，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与苏联相比，我们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苏联不讲生产，我们是讲生产的。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所以积极性高。

藏富于民，是说财富应该更多地在人民一边，而非政府一边。在劳动报酬与分配上，采取按劳取酬这样的办法。即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强调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

即使在“左”的错误中，毛泽东借鉴孔子师徒君民一体的思想，强调“民足君孰于不足”，注意调整农民、公社、国家的利益关系，接受苏联轻视农业、忽略农民利益的教训，还是部分地减轻了“左”的错误的负面影响，不致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