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被辗转送到苏联学习。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年初，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
毛泽东看到分别19年的儿子，心里十分高兴。一天，岸英被父亲叫去，父子俩来到王家坪院子，在一棵大槐树下并肩而坐。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
话题转到读书的问题上来。毛泽东站起来，抬头遥望延河那边凤凰山上正在开荒的人群，慈祥地说：
“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上了大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大学堂，这就是中国的农业大学，再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吧!”
岸英深领父亲的用意，点点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过的大多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谈兴渐浓。他问岸英：“你知道孔子吗？”
“知道一些。”
“孔子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历朝历代帝王都捧他。可是当孔子学生问孔子会种田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孔子的学生又问他‘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说到这，毛泽东也笑了，又说：“过些时候，我替你找个校长，住劳动大学去!”（何鹄志，刘仁荣:《满门英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华英编著：《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页）
不久，毛泽东果然给岸英找来一位劳动模范，他叫吴满有。毛泽东指着吴满有对岸英说：
“这就是校长吴满有。”又对吴满有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吴满有有些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多打粮食。”
吴满有信心十足地说：“那我行。”
就这样，没过几天毛岸英来到了距延安城南15里的吴家枣园。出发那天，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1947年春，胡宗南部派兵进犯延安，形势紧张，村长便把毛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摸了摸儿子的双手，一层厚茧子。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毛泽东满意地说。
在“劳动大学”里，毛岸英初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农民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懂得了土地、劳动、收获对于生命的意义。
古代圣人孔子认为弟子樊迟学稼学圃是小人所为，持反对态度。在孔子看来，学好了礼、乐、诗、书这套从政本领，老百姓听话了，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不参与劳动，这是制度决定了的。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从历史角度看不足为怪，但在今天的社会里是要受到批判的。
现代伟人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在苏联上了洋学堂并不满意，认为还没上过中国这个革命的“劳动大学”，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所以，亲手把刚回国的儿子送到“劳动大学”去学习，去锻炼成长。他对长子讲孔子反对樊迟学稼的故事，其意在反其道而行之，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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