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人的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地概括为:认识的过程,就是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他指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
对于这种变化,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针对这种问题,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人民大会堂还不是工程师、工人变成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变物质。(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物质变精神,绝不是物质本身变成了精神,而是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通过人脑的加工制作将物质形态转化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而精神变物质,也不是精神本身变成了物质,而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依照已获得的认识来改造物质世界,将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外化为物质产品。这种现象确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
这种理论应当说比较抽象,说不易懂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南昌研究所一个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解释,但变石头则不能理解。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20日同人谈话中说: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有人造的,人造的大理石是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结构。化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的这一思想,毛泽东是从哲学角度去谈、去理解的。毛泽东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变物质。可以这样去理解:一种理论、理念、言论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是兴邦还是丧邦,也就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或衰亡。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所以他十分注重全党的理论学习和建设。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比较缺乏马列理论,提出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注重哲学的研究、普及和通俗化。他多次号召领导干部学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学问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因此,他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培养学哲学的兴趣,养成学哲学的习惯。
鉴于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注意到苏共在理论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苏共党建理论主要讲的是组织建设,很少讲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结果从教条主义走向修正主义。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理论来之于实践,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实践。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毛泽东指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可以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指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引者注)、全民党、全民国家,一言丧邦。赫鲁晓夫的思想逐渐演变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后葬送了苏共。毛泽东的预言为历史所证实。苏共不重视理论建设,不重视哲学,由教条主义走向修正主义,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和记取。
对于一个政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固然都很重要,都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某一问题可以凸显出来,但就总的来说,理论建设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理论是指导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建设一个大党,非学习理论不可。理论建设是党的基础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高度重视全党的理论建设和学习,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方针。从这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说的是精神可以变物质”这句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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