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有教无类

大约，《论语·卫灵公篇》第三十九章是孔子语录中最短的一条：

子曰：“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孔子教育的基本主张。意谓教育不分种类。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解。何晏注疏：“类，谓种类。言人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汉儒马融注：“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论语马氏训说》）　皇侃疏：“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集解义疏》）

孔子强调无论贵贱、富贫、贤愚，不分地区、国别、种族、年龄，一切人都享有受同等教育的权利，不应歧视。

孔子不仅是“有教无类”的主张者，同时也是此主张的实践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孔门三千弟子中，既有拥有很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子弟，又有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贾之人，又有劳动者，甚至还有为盗者。故南郭惠子以为“夫子之门何其杂”（《荀子·法行》）。

孔子“有教无类”这一重要主张及其实践，扩大了教育对象，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文化教育垄断局面，是春秋时期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民本思想的体现，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很欣赏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在1958年审订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把“有教无类”提到了人民性的高度来评价。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孔子以前，无论是官学，还是乡学，都是官办的，也就是“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奴隶主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到了春秋时期，即孔子生活的时代，随着周天子王权的削弱，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首创私人办学，开门授徒，开展教育工作。

孔子一生热心救世，然而并不得志。只在鲁定公时从政几年，摄行相职的时间不长，就因与鲁定公政见不合，弃官离鲁，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四处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终无人任用。孔子在政治上不畅达，但孔子办教育还是成功的。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君子”，扩大自己的影响，为官从政，以及实现他的恢复周礼的政治主张。孔子几乎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不断总结办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是与他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等人是可以教化的哲学思想相关的。“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种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认识，孔子扩大招生，广收弟子。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交得起学费，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诸侯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实施，扩大了受教育对象，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史上是一大进步，为后世所称道。

毛泽东肯定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具有“人民性”。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这位古代的大教育家。毛泽东的话，不仅对人们研究中国教育史，而且对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