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恶居下游

对于《论语》中子贡的这一观点，毛泽东是给予肯定的。

1957年夏“反右派”运动中，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虽然处境岌岌可危，但他坦然面对。在一次讨论会上，邵力子在发言中借用“君子恶居下游”这句话，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邵力子的话是这样说的：

“不少给党提意见的人是出于好心的，不能因为给党提点意见就说成是右派分子的进攻……君子恶居下游……” 邵力子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会议马上转为对他的批斗。会后，有关方面把邵力子的发言打印成材料上报，想借此大做文章，同时令其检查反省。毛泽东看完材料，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上面写下了如下的批示：“邵力子这话没有错！” （冯彩章主编：《毛泽东与他的友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

“邵力子这话没有错！”也就是说，他引用“君子恶居下游”（《论语》原活“游”为“流”）这话也没有错。子贡评论天下之恶皆归纣王的话是对的。

1957年3月中上旬，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号召党内外人士给执政党提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以此促进党的建设，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使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4月底至5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他们对于我们报纸上发表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提出疑问，认为不应允许这些言论公开。毛泽东则认为：“只有让他们暴露出来，才好反驳。”并认为真正的右派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怕。

毛泽东在静观事态的发展之后，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强调应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自此，整风运动转变为整风反右运动。关于反右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有过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邵力子这位经历曲折的老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有些人他是了解的，他们只是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了“右派”呢？ 他在发言时引用“君子恶居下游”的话，为一些所谓“右派分子”辩白。邵力子的发言没有什么，只是谈了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君子恶居下游”也只是《论语》中一句勉励人上进的话。可是那些人不懂，加上思想上“左”得厉害，因而无限上纲，进行批判。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毛泽东是非常熟悉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邵力子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那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前夕，邵力子又作为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来到北平，他先后两次会见。在和谈失败后，邵力子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站到了人民革命一边。邵力子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被称为“和平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更多，毛泽东曾委派70高龄的邵力子亲赴淮河流域考察，邵力子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拥护，是有目共睹的。像这样的一位民主人士，怎么会是右派呢？

毛泽东批阅新送来的关于邵力子的材料，看完材料，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上面写下了如下的批示：“邵力子这话没有错！”后来，毛泽东还特意批评了那些“左”得过火的言论。写下批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明确指示对邵力子要特殊保护，使其避免了一场无辜的政治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