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军事史上地位重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1974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个消息。毛泽东听了这则报道，意识到这是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很兴奋地评论说：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在中国历代的军事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的军事史上，影响也是很大的。”

（邸延生：《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436页）

明代茅元仪说：“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要之，学兵诀者，学孙子焉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序》，转引自《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的。意谓孙子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鼻祖；早于孙子的兵书，其思想无不已包含在孙子之中；晚于孙子的兵书，其思想则超越不过孙子；孙子而外的各类兵书，可以说是对孙子的注疏。学习兵法的关键，实质上就是学习孙子。茅元仪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总兵，曾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保卫北京，他广搜兵书，精通兵法，用毕生精力编写《武备志》，以应时艰，他的话很有概括性，简练而全面。这是明朝人对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认定。

《孙子兵法》在中国历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之作。它以恢宏的气度和广博的视野，总结了华夏民族上古军事史战争史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兵学体系，达到了所处时代的兵学高峰。它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军事思维进入成熟期。中国古代兵学滥觞于三代时期，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原本，军事学说与政治学说是熔于一炉的。此时，一些专门性质的军事书开始出现，如后来散见于史籍记载的《军志》《军政》、古《司马法》和《令典》等。它们似乎还只是军事制度、军事法规一类书，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军事理论书。但是从这些兵书仅存的佚文看，开始具备了理论形态。《孙子兵法》的撰著肯定受到了这些兵书的影响，如《军志》中有“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之类的话。《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以“道”为首等，含义与之都比较接近。另外，《孙子兵法》中还直接引用了《军政》里的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这里的“孙”即应指孙武子。从目前所见史料看，《孙子兵法》中有些话很可能引自古《司马法》，或对其有些观点进行了介绍和阐发。孙子还注意从战争史中汲取营养。如他在《火攻篇》中引证了“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战例，说明他对商灭夏、周灭商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视。对于同时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精辟论述，孙武也兼收并蓄。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与之思想内容十分接近。《韩非子·难一》载有晋文公时代的大夫舅犯的观点：“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中则有“兵以诈立”的观点，应是对前人这种认识的理论概括。春秋末期的楚臣（后到秦国）申包胥提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将“智”摆在首位。《孙子兵法》提出将帅应具备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计篇》），也是以智为先。可见，孙武子曾经学习研读过这些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并在思想体系上进行了新的构筑。“先孙子者，孙子不遗。”因为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孙子兵法》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才达到崭新的历史高度，形成包容古人今人思想精华的集大成之作。难能可贵的是，它又是具备完整形态的、整体流传下来的军事理论著作。

其次，《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兵学的元典。它构建了传统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导引了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像先秦诸子百家的许多经典著作一样，它所开启的许多军事课题，成为后人军事思维的思想矿床，可以持续深入开采。《孙子兵法》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囊括了战争指导原则、军队建设原理和军事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长期发展的基础。从中国历代军事著作的撰写刊印情况看，从历代兵学家的思想状况和发展轨迹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是“祖述孙子”，没有脱离孙子所建构的兵学理论思想框架，他们或者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进步来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或者结合实际运用，进行阐发，使之更加具体；或者根据认识水平的提高，改铸一些旧的范畴，使之更加合理充实。

这种情况从吴起、孙膑、尉缭就开始了。战国初期，卫国人吴起在鲁国、魏国、楚国为将为相，著有《吴子》（也称《吴起兵法》）一书，从中不难看出它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例如《吴子·论将》中“治众如治寡”一语，就出自《孙子兵法·势篇》；《吴子·治兵》中“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是孙武“四治”战法中“治力”之法。《吴子·应变》中“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源自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客绝水而来……令半济而击之”。《吴子·料敌》“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这段话很可能是对《孙子》关于“料敌知胜，计险厄远近”（《地形篇》）这句话的扩展。以上事例，说明吴起的军事思想有不少方面受孙武启发。

战国中期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人。在《孙膑兵法》中引有较多的孙武的论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霍印章在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的文章中，对此做了丰富的阐述：“以首篇《擒庞涓》为例，孙膑先后为田忌谋划四条妙计，每条都与孙子的理论惟妙惟肖：第一条‘南攻平陵’，向敌‘示之疑’‘示之不知事’，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强而避之’‘用而示之不用’；第二条平陵佯攻，故意牺牲齐城、高唐二大夫，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能而示之不能’和《九地篇》所讲的‘顺详敌之意’；第三条‘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怒而挠之’和《虚实篇》所讲的‘攻其所必救’；第四条桂陵设伏，一举歼敌，实即孙子《势篇》所讲的出奇制胜和《计篇》所讲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四条既反映了《孙膑兵法》的一些主要特点，也反映了《孙子兵法》的一些精华思想，充分体现了二者在意境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霍印章又细致对比了《见威王》《威王问》《篡卒》《八阵》《势备》等篇中与《孙子兵法》相应之论断的承继关系。当然，孙膑绝不只是单纯地继承，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推进与发展。如以他为军师并参与指挥的齐魏“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既体现了孙武军事思想，又富有创造性思维的典型战例。

尉缭是梁惠王时人，约与孙膑、孟子同时。《尉缭子》许多论点是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如《将理》引“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是直引《孙子·用间篇》之语。尉缭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兵教下》）“内外之权”就是敌我之情。又说：“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战威》）这些观点，与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论断完全一致。《尉缭子·制谈》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齐）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这是对齐桓公与管仲、吴起和孙武的称颂，也表明尉缭对他们的了解和继承。战国以后，这个军事思想发展的趋势和传统继承下来，比如到明朝著名兵书《投笔肤谈》的作者何守法，“仿孙子遗旨”，阐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使孙子构建的兵学体系更加完善。他在《〈投笔肤谈〉引》中表明研究兵学动因说：“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这部兵书成为明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作。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对军事思维、军事著述、军事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部名著。据专家统计，孙武子身后，在古代兵书中，直接为《孙子兵法》校勘、注释、阐发、考证、辑佚和进行研究的著作共有三一二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仅留下姓名的就有二三七家。所以，在宋朝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中，把《孙子兵法》列为七书之首，认为“古今兵法尽于七书，而七书尽于《孙子》”。《武经七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等兵书，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自此《武经七书》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置武经博士，武举考试以其命题，从而促进了武学、武举的发展，奠定了古代军事学的基础，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武经七书》之中有朱服校定本《孙子》。此书校勘精审，又是官方郑重颁行，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而形成了孙武子书最大的《武经》传本系统。

《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影响，以《十一家注孙子》为最甚。该书是《孙子兵法》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所辑注家为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此书宋、明、清代传本颇多，并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以清孙星衍校本刊印和翻刻最广。由于该书刻工精善、内容丰富，故为近世研究《孙子》者所重视。

第三，《孙子兵法》是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源远流长的孙子兵学发展史与历代兵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者是孙子兵学的热心传人，或者是孙子思想的执着实践者，或者是孙子兵学乳汁哺育下成长的叱咤风云的将帅。笔者在写作《孙子兵学大辞典·兵家承继》卷时，曾经个案分析了孙子以降百余位军事家。他们起于战国，终于民国，时间长久，代代相承。这些军事家尽管生活于不同时代，所指导的战争也类型有别，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历史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孙子兵学有学习，有运用，有继承，有取舍，有发展。可以说，孙子兵学是中国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即使那些马上征战案头无书的兵家，也不能说他们的战绩与孙子兵学毫无关系。翻开史册，有些军事家的传记里面，确实没有只言片语与《孙子兵法》有联系，至少字面上是这样。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生平，分析他们的战争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许多“暗合”孙子思想。这种“暗合”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孙子兵法》一书阐述的一些战争指导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等，都是规律性的反映，是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客观真理：二是反映军事行动客观真理的兵书，它的流传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上，它已经化作思想血脉，“遗传”于后代思想的深层意识之中，变成支配他们行动的内在理念；三是后代兵家军事实践与《孙子兵法》思想传统的“暗合”,并不是军事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合，而是共同对军事斗争规律把握的精神契合，不是为孙子思想找到了又一个例证，而是使孙子思想适应新需求而得到活力的新鲜血液。如我们看《汉书·霍去病传》，汉武帝“欲教之吴（起）、孙（武）兵法”，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表面上看，霍去病不愿读《孙子兵法》。然观其作为大军统帅，六次北击匈奴，其“方略”不少地方“暗合”孙子谋略。以此论之，霍去病只是反对照搬“古兵法”，不当书奴而已。现在，高级军校里都开设了《孙子兵法》课程，孙子兵学已是军事人才成长的必修课。

毛泽东还说到《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要理解这点，重要是先弄清《孙子兵法》的东传西渐。《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东方，大致开始于公元8世纪，最先传至日本；在西方，大约开始于17世纪之后，陆续传至欧洲、美洲。

《孙子兵法》的“东传”，首开是日本。唐朝中期，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吴子》等书带回日本，曾在任太宰少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等兵书。从11世纪起，日本不断涌现以通晓《孙子兵法》而知名的学者与军人，使《孙子兵法》成为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70年代）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非常崇拜孙子，他把《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话写在军旗上，竖于军门，作为座右铭。其所著《甲阳军鉴》非常强调周密和慎重，明显地受到了孙子“十三篇”中“慎战”思想的影响。

16世纪，日本名将辈出，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武田信玄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通军事经典，运用《孙子兵法》得心应手。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明赵本学的《孙子》注释书流行最广。日本人把孙子和孔子并列推崇，评论说：“孔夫子者，儒圣也；孙夫子者，兵圣也。……后世儒者不能外于孔夫子而他求，兵家不得背于孙夫子而别进矣。是以文武并立，而天地之道始全焉。可谓二圣人功，极大极盛矣!”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说：“孙子是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之冠；东方各种兵法皆出自孙子，实是不错……”

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流传孙武子书。据《朝鲜通史》记载，15世纪李朝的义宗至世祖时期，曾出版过《武经七书》的注释本，其中首部即《孙子兵法》。在1777年，朝鲜又发行过《新刊增注孙武子直解》。到1863年，又有赵义纯的《孙子髓》出版。在越南，1961年刊行过施达志的《孙子》译本。此外，据严灵峰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1722年有一种满文的《孙子兵法》出版；1973年，又有一部希伯来文的《孙子》在以色列问世。

《孙子兵法》的“西渐”，法国开其先河。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爱密欧选择了几部中国军事名著，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题名“中国军事艺术”，其中有《孙子十三篇》和《司马法五篇》。由于此书印刷精美，供不应求，1782年又出第二版。拿破仑失败后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上，据说他有一天读到《孙子兵法》就是这种译本，当时立即拍案叫绝，进而叹息说：“倘若我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英国是1905年一位叫卡斯鲁的皇家野战炮兵上尉翻译了英文《孙子》，先是在日本东京问世；1908年又出版于伦敦，题为“孙子兵法”。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战略论》的扉页上，引录孙子语录多达十五条。他甚至这样评价孙子“全胜”的思想：“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1年会见中国毛泽东主席时，曾提出要把中国的《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院的教材。1910年，由布鲁诺·纳瓦拉翻译的德文《孙子兵法——中国之武经》出版于柏林。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二世被废黜后，在侨居中看到了《孙子兵法》，当他读到了《孙子·火攻篇》最后一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抚书喟然，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绝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孙子》的俄文本最早出版于1860年，是由斯列兹涅夫斯基翻译的；1888年俄军总参谋部开始撰文介绍《孙子兵法》。1955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又出版了西道连科的《孙子兵法》俄译本，其译本在苏联和东欧颇有影响。《孙子兵法》的荷兰文译本，于1986年首次由荷兰科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普遍开展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但研究相当普遍和深入。全美著名大学中，凡教授战略学、军事学课程的无不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美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将其列为将军们主修战略学的第一课，位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之前。美军西点陆军学院、国防指挥参谋学院等著名军事院校均将《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这对美国军事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美军《作战纲要》开宗明义地引用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句名言作为其作战的指导思想。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纳森·波拉克1989年参加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孙子与美国军事思想》中说：“孙子是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但在中国，而且对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孙子兵学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参考了杨善群著《孙子评传》和谢祥浩李政教主编《兵圣孙武》有关章节）

总而言之，孙子是中国军人、军事、兵学的代表，他的威名已经排在世界最有影响的军事家、战略家、兵学家汉尼拔、恺撤、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苏沃洛夫之前，这是他的荣耀，更是他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