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

遭遇这个“麻烦”的时间，是从1931年到1934年。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带领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后来，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领导，在瑞金中央苏区组织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打了不少胜仗。可是，自从1933年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革命游击战争主张遭到反对和批判，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被剥夺，他偶尔提到《孙子兵法》中的词句，成了他的“话柄”。

毛泽东读《孙子》的“错误”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制造的冤案。他们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军事战略是：

“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之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他们蛮横地断言：

“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认识问题》，《革命与战争》一九三二年第一期）

显然，这是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排除在“现代战术”“现代战略”之外，并认为是“不合时代的东西”。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一笔抹杀，把《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和《三国演义》等古代典籍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视为“不合时代”的、敌人“专有”的东西，作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同志于死地的政治帽子和棍子。

毛泽东只是接触过《孙子兵法》，偶尔提及《曾胡左治兵格言》中的词句，只是在行军作战中不时地引用过《孙子兵法》名言和讲述过《三国演义》故事，何以就与党内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斗争挂在一起了？

毛泽东读《孙子》和《三国》的“错误”来头不小，来势凶猛。

原来，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主张进行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那个力量，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断言“山沟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革命者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游击主义”，是“保守主义”，把凡是不同意他们“左”倾机会主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同志，统统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对党的路线怠工”的“两面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那时，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由专程前来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指责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狭隘的经验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等。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还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机构，这等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

1932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面临紧急形势。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朱德、王稼祥联名提议之下，同年八月毛泽东被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前线。但在战略原则与作战部署上，毛泽东与任弼时、项英等人主持的后方中央局之间仍存在严重分歧。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开会，对毛泽东激烈批评，完全否定了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不顾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毛泽东被调回后方专任政府工作，只挂了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的空名。这次，毛泽东被剥夺军权的时间最长，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才告恢复，前后共两年零三个月。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1933年年初，由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待下去了。只好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的瑞金。由于毛泽东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革命斗争实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夺取了“反围剿”军事斗争的胜利，因而受到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的拥护，影响很深。这样，“左”倾路线贯彻并不那么容易。因此，临时中央一到瑞金，就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罗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因病住进了福建省汀州福音医院。在那里，他结识了罗明，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详细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样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等。不久，罗明出院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并效仿其做法“开展武装斗争”。当时，罗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批“罗明路线”的实质，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中央局总负责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诚如博古找罗明谈话时所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言而喻，这“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是指毛泽东！

事情不止于此。毛泽东的弟弟、时任红军师长的毛泽覃也因读《三国演义》受到批判。《斗争》和《红色中华》上连续发表火辣辣的批判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该文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亦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点的是毛泽覃的名，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因为批判者了解毛泽东喜读、爱读“三国”，毛泽覃的“三国热”也是受其兄长的熏陶和影响。他们批毛泽东无条件地“把古代的《三国演义》当作现代的战术”，批判毛泽覃“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其用意都在于否定毛泽东的整套行之有效的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3年5月，临时中央又开始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把福建省委的“罗明路线”，不合逻辑地扩大延伸到中央苏区来，而首当其冲的是反对“邓、毛、谢、古反党派别”。所谓“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同志，当时都是红军和地方的重要干部，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主张一边，反对和抵制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这年五月，临时中央策划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大规模地围攻他们，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宗派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并且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反对邓、毛、谢、古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升级，是目标具体化的表现。1973年，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1月4日，他在一份有关文件上批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当时，说邓小平是“毛派的头子”，可见斗争矛头所指。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他同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一道，在军事指挥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中遭到重大损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李德多年后的回忆已经减弱了当年批判毛泽东的“火药味”，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怀疑毛泽东引证《孙子兵法》等古代典籍中的格言“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李德不懂《孙子兵法》，鄙视毛泽东引用《孙子兵法》和别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词句，这是他的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武子比他的国度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俄国的军事统帅苏沃洛夫更为有用。他很勇敢却不善使诈，不像西方军事家说拿破仑那样，“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他不懂得隐蔽自己的长处，故意示弱用短，这表面看来是拙劣的手笔，但实际上是很高明的策略。他不懂得什么叫声东击西，也不懂得“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连虚晃一枪，败下阵来，卖个破绽，让敌将撞将过来的拖刀计、回马枪都不懂。

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批判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否定毛泽东指导革命斗争的思想理论、指挥反“围剿”战争的军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他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谬论寻找证据。

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博古（秦邦宪）就这样看问题。1993年，拍摄制作文献片《毛泽东》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了1932年到1934年期间毛泽东受压，在博古的不屑和讥刺中借阅马列著作的情形：

有一次我到中央局去，碰到李维汉同博古两个人在谈话。毛主席刚刚从博古那里离开。我听见博古在那里讲，他讲老毛——他们当时把毛主席叫老毛——也不看《孙子兵法》，也来学马列了，到我这里来借马列的书了。说了他又一笑，那个意思就是讽刺。（吴晓梅编著：《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这个刘英亲历亲见耳闻目睹的小故事，饱含深意。它肯定发生在1933年以后——因为本年初博古等人才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故事的具体地点在瑞金中央局博古办公处。博古那句“老毛也不看《孙子兵法》，也来学马列了”看似平淡的话，可以看出多重政治含义：博古们认为毛泽东以往“看《孙子兵法》”是罪过，现在“也不看”了，是低头认罪，是洗心革面；博古们认为，毛泽东在“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现在“来学马列”，而且是“到我这里来借马列的书”，当然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正传；博古们的讥讽，无非是讽刺毛泽东不读马列读《孙子》，只知古代不懂现代。

对此，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有痛快淋漓的反驳。据王行娟《贺子珍的路》记载：

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4—115页）

贺子珍这番话可说是义正词严，说尽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无知、虚妄和荒谬。非得把马克思主义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对立起来，引用《孙子》《三国》纵然对中国革命有好处也不行，这是什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