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与“左”倾领导者争辩，毛泽东用“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来揭露其不顾事实硬扣帽子的荒谬。这种无端被诬陷，也逼使毛泽东下决心找来《孙子兵法》一看究竟。

他利用被撤职、被冷落的“空闲时间”，找到不少马列的书来阅读，其中也包括“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1957年6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找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谈了“五不怕”精神。其中，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屈原逐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毛泽东在与吴冷西谈话中提到他在中央苏区的读《孙子》“错误”，这里提供了这样一些历史信息：（一）“左”倾路线领导认为《孙子兵法》是“过时的”的东西，还是那个“不合时代”的罪名；（二）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指导红色武装割据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而“左”倾路线领导讥讽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不是马克思主义兵法；（三）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过时的”《孙子兵法》不能指导反“围剿”战争，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没有资格指导革命战争，因此“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四）毛泽东曾经为自己辩解，说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说十六字诀来自《孙子兵法》显然是无稽之谈，但“左”倾路线领导者不调查搞清事实，捕风捉影定罪名，还据此罢免了他的职务；（五）被罢免职务后，毛泽东“利用空闲”“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同时也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不少”书籍。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开始关注《孙子兵法》文本——这是毛泽东自己讲的！这说的大体上是他1932年10月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受打击时的情况。

毛泽东“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书籍”，毛泽东“找到《孙子兵法》来看”的具体时间，是可以考证的。1932年4月19日，被解除军职又临时受命重返前线的毛泽东，参与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东路军）攻克福建漳州。东路军在漳州停留四十九天，做群众工作。据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陪同毛泽东到漳州龙溪中学找书的曾志回忆：

1932年，红军打下了福建闽南漳州地区，我已于1930年调白区工作，当时奉命从厦门来到漳州。我们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住处下面约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所漳州龙溪中学。那时学校已停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回家了。一天主席对我说：“曾志，走，我们到那所中学去看看。”这所学校是漳州有名的中学，校舍很宽敞，尤其有一很大的图书室，装着满满两个房间的图书。毛主席到了图书室，喜形于色，他一本一本地翻书，越翻阅，越兴致勃勃，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对我说：“曾志，帮个忙，去找几个箩筐来，我要找些书籍带回江西去。”我和勤务员找来了三四个箩筐，毛主席一面翻看一面挑选，我们就把挑出来的书往箩筐里放。毛主席在学校图书室，整整翻阅了一个上午，找人挑了两担箩筐的书借回住处。据说毛主席后来还去过该学校两趟，回江西时，带回了许多图书。（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传记作者引自1987年访问曾志记录）

对1932年毛泽东在漳州找书看这段历史，贺子珍也有一段回忆：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废，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吴晓梅编著：《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1957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与曾志等人的一次闲谈中，讲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到此事。他感慨地说：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毛泽东有意识地收集和借阅马列的书来读，是从打漳州开始。曾志、贺子珍以及毛泽东本人，在回忆录中都准确地讲明了此点。当然“红军走过的县城”也不止漳州，所以毛泽东说收集书还有“其他地方”。这“两年读书”，毛泽东主要读的是马列的书，但是他也曾经“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的主证材料，根据曾志、贺子珍回忆的辅证材料，我们把毛泽东首次阅读《孙子兵法》文本的时间，上限确定在1932年4月，下限确定在1934年9月长征以前，应该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