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

毛泽东读《孙子》“错误”中，有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澄清：毛泽东说他“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可他在实际军事活动、组织指挥战争中却引用过《孙子》的一些名言，“左”倾领导者又言之凿凿说他“凭着”《孙子兵法》“指挥作战”，这二者岂不矛盾，岂不犯逻辑上的错误。这个问题是要掰扯清楚的。

一方面，毛泽东“当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是事实。从井冈山到瑞金根据地（1927年—1934年），都处于战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红军不是钻山沟，就是驻农村，想找到像《孙子兵法》这样的古代兵书很难。在旧时代，《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这样进入儿童启蒙领域的书，可以随时见到，随时找到，而被视为“秘籍”的《孙子兵法》等古代兵书，刻印的极少，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农村山乡就更难见到。所以，毛泽东说“当时”他只“看到”《三国演义》，“没有看到”《孙子兵法》，倒是实情。现在关于毛泽东的许多回忆材料，都提到那时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故事，但几乎查不到毛泽东读过《孙子兵法》的记载，也是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组织指挥革命战争时，偶尔引用过《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一些警句，也是事实。前两篇文章已经叙述到，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听国文老师袁仲谦讲过魏源《孙子集注序》，在湖南一师他有接触过《孙子兵法》的多条线索可供考察，他在文章中化用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的词句。在中央苏区遭受打击前，他与懂《孙子兵法》的刘伯承，有传统文化底蕴的朱德、陈毅，黄埔军校出来的王尔琢、林彪等高级将领共任军职，苏区也出版各种报刊书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领悟能力极强的毛泽东熟记和运用《孙子兵法》中若干已经被成语化了的格言名句，完全是可能的，是可以理解的。

还要明了一点：1932年宁都会议彻底夺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因为一再被指责、被批判是凭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作战，迫于压力，受到刺激，也是出于要搞清问题，为自己辩白，“讨个公道说法”，“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才从红军走过的县城“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正是因为有过“找到《孙子兵法》来看”的事实，所以有的回忆录就提到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

“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毛泽东同志不懂战争，歪曲说他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战法。毛泽东说：是的，我不懂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吴黎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学习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133页）

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闲，除研读马列之外，对《孙子兵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曾对吴黎平同志说：“我确实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中有重要的一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17页）

吴黎平是1932年10月从上海出狱后，经地下交通线秘密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的。他先到红军学校做政治工作。1933年春天被调到中央工农政府做经济工作，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工农政府主席，两人交往的机会多起来。此时，正是毛泽东被夺权架空“靠边站”的时候，约在他从漳州等地“找书看”（包括找《孙子兵法》）近一年时间左右。毛泽东与吴黎平谈“我确实读过《孙子兵法》”只能是1933年春天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也验证了本文第三节把毛泽东首次认真阅读《孙子兵法》文本的时间，上限确定在1932年4月，下限确定在1934年9月长征以前，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