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舌战”的主题之一是《孙子兵法》与马克思主义兵法的关系。
1958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说：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凯丰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凯丰同志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394页）
李世民、曹操两位古代政治家、军事家“会打仗”；毛泽东可说更“会打仗”。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指的是民族优秀传统和军事文化遗产，这无可置疑包括《孙子兵法》。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后于《孙子兵法》两千余年。问题的实质在于凯丰当时说这个话，目的在于说引证《孙子兵法》的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激烈紧张的辩论中，毛泽东不但断然否定自己看过《孙子兵法》，反而证明凯丰、博古、李德等人“武断地下结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然，毛泽东在舌战中的说自己“没有看过《孙子兵法》”，讲的还是他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找《孙子兵法》来看”以前的史实。
这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只吃“洋面包”，不懂国情为何物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无法解决的，还是吃了“《孙子》罪案”苦头的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当然是后话。
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连讲了十六个问题。讲到党内意见分歧、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时，他说：
……凯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那个同志好不客气，在遵义会议时，他说，你这个人的兵法，无非是《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了，而且看了几次；《孙子兵法》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有看过，只听说有此书，他说我看了那个东西。我就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问，他也没有看过。我说你也没有看过，你说我的兵法是《孙子兵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兵法，理由在哪里？（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471页）
说毛泽东的“兵法是《孙子兵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兵法”，把孙武子兵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兵法”对立起来！《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吸纳《孙子兵法》中真理性的精华。
1960年12月25日，正值毛泽东的六十七岁生日，他回顾往事，感慨系之，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毛泽东：《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坐在担架上看书”的战斗生活细节，发生在长征初期毛泽东身体患病之时。
经历就是经验，“压力”就是动力。毛泽东把自己从瑞金到遵义经历的《孙子》“问题”当成人生的一种磨炼，一种砥砺，作为一种“遗产”传授给后来人。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因引用过《孙子兵法》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唇枪舌剑中胜出，又结束了《孙子》“问题”，开启了毛泽东解读《孙子》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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