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算”与“计划性”

“庙算”与“计划性”

毛泽东推崇《孙子兵法》中的“未战而庙算”的战略预测、筹划、决策，并以战役眼光和战略眼光两个层次上看待“庙算”问题。他在漫长而多样的战争实践中，其“庙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验证性，是无与伦比的，足令任何谋士、军师、战略家和预言家难望其项背，既目瞪口呆，又心悦诚服。

孙武子以“庙算”预测战争胜负是有具体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他在《计篇》所展开的“五事七计”：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这段话意思是说：所以用以下五项来衡量敌我，通过计算，进行比较，从而探求胜败情形：一是道义，二是天时，三是地形，四是将领，五是法度。道义，是使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因而可以让他们拼死，可以让他们求生，而他们不会违背。天时，是看时日的阴阳、天气的冷暖、季节时令的变化等。地形，是看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平，地域的广狭，战地的死生。将领，是看其智谋、诚信、仁义、勇敢与严明。法度，是看军队编制、任命官吏以及主管军需的制度规定。以上五项，将领必要一一了解；能深刻了解的才能取胜，不能深刻了解的就无法取胜。所以通过计算，进行比较，从而探求胜败情形，就要问：君主哪一方更有道义？将领哪一方更为贤能？天时地利哪一方能够掌握？军法政令哪一方能贯彻执行？部队实力哪一方更为强大？士卒哪一方训练有素？赏罚哪一方更为严明？我通过这些预知胜败。

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在他那个时代尽可能全面地对比了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天候、地理、法制、统帅和将领、军事实力、部队训练和管理等方面。毛泽东的“庙算”，也用“胜算”等概念，但更多时候是用“战争计划性”的概念来表述。如1938年5月，抗战军兴一年多，他在论述“游击战争的计划性”时说：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允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

毛泽东认为“整个游击区的行动”“单个游击部队”的行动，“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个计划起码应该包括：（一）情况的了解。（二）任务的确定。（三）兵力的部署。（四）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五）给养的筹划。（六）装备的整理。（七）民众条件的配合。孙武子时代的战争“庙算”内容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计划”内容，毕竟有时代的差别，有具体内涵的差别，但是构成战争胜负诸种基本因素是大致相似的。

同年稍晚些日子，毛泽东谈整个“抗日战争计划性”时，他的“庙算”功夫进入更高的层次，确如孙武子所言：“多算胜，少算不胜。”他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计划性……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论持久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页）

在这里，毛泽东将抗日战争的计划性划分为战斗、战役、战略三个层次。要求各级指挥员“应当加以注意”。在《论持久战》中，他的“庙算”主要是战略指导方面的。如他在探讨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时，便立足于知彼知己，从分析研究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入手，判断的战争的趋势和结果：由于日本的特点是：（1）其是世界六个强国之一，中国不能速胜；（2）它的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失道者寡助；（3）国小，经不起长期的人、财、物力的战争消耗；（4）虽在国际上有少数同盟者，但更多的是敌人。相反，中国的特点是：（1）弱国，不能速胜；（2）得道多助；（3）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4）在国际上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通过对日本和中国上述特点的分析与比较，毛泽东客观唯物地归纳出：中国既不能速胜，亦不能灭亡，结果是经过持久抗战而获取最后的胜利。七年后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中国抗战全面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庙算”的科学性和战略预测的准确性。

“庙算”和“计划性”对于战争实践来说，具有超前的指导性。古人云：“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及《史记·留侯世家》）。也注意到“运筹”之与“决胜”的前导作用。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刘伯温”，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唯心论。但是他统军作战这种“庙算”超前指导才能，则屡建奇功。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而且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庙算”每每洞若观火，致使中外兵学家无不钦佩其用兵如神。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就看破了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就把几千里之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导演得那样有声有色，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