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

具备了强大的军事打击实力，才能更好地实施“不战屈人”的谋略，以达到“兵不顿而利于全”的目的。

置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于一体而以政治攻势为主的战例，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人民解放军作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军事政治趋势使然。

1948年9月，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开始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矛盾加剧，这就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有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部投诚；淮海战役中，有何基丰、张克侠、廖运周等部起义，孙良诚、赵璧光、黄子华等部投诚；平津战役中，在我军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二十天内就有一万四千余人来降。在我大军包围北平，天津守敌陷于绝境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同样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政策，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或战或降，任选其一。当天津守敌拒绝投降时，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全部歼灭该敌，迫使北平守敌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敦促，使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方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将其和平改编。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报告，其中对解放军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作了专门的理论阐述。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514页）

简单地概括，“天津方式”就是“以战屈敌”，而“北平方式”（和平解决）与“绥远方式”（暂时让步）虽然有差别，但基本上是军事打击威慑下的“不战屈敌”。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种“不战屈敌”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连锁反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主力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军事进攻，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迅速歼灭了一切敢于顽抗之敌后，又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广大地区。

这一历史时期的宏伟的军事斗争，波澜壮阔的战争实践，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斗争艺术，由此产生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彩内容。这个历史时期虽然同孙武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时代背景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思想是相通相融的，都是战争指导不以力胜而以智胜的思想的具体表现。所以，从解放战争后期的战争实践中不难看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原则在现当代战争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和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