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对手，熟知对手

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呢？怎样才能做到了解矛盾各方的情况呢？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的重要方法是调查研究。在战争中，要想取得胜利，要调查自己一方，还要调查敌人一方，然后才能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通过调查研究达到知彼知己，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事物、认识战争现象的可靠方法。在古代是这样，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也应当如此。

毛泽东把“知彼知己”原则熟练地运用到军事战略决策过程中去。这使他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更加重视运用各种战略侦察手段，更加重视情报工作，更加重视敌我情况的对比分析。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制定的军事战略以及每一次战役的具体战术，所以是正确的，所以指导战争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自己曾经谈过这样的体会。1961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下旬，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起当年在作战中间调查研究找出办法的往事：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那时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在广州的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

“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队伍、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九〇六页）

毛泽东读史书看古代军事家传记，也注意从这个角度总结经验。他读《南史·韦睿传》，赞赏韦睿军事指挥的务实作风，两次写下“躬自调查研究”的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9页）韦睿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少有的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他能靠“躬身”的实际调查，做到事事心中有数。据《南史·韦睿传》记载，天监四年（506年），梁武帝令韦睿为都督，率军攻打魏国。韦睿接受命令后，亲自做作了几天的实地调查，然后决定出兵首先攻打魏国的小岘城。这个城不大，但久攻不破。韦睿好几次临城巡视。毛泽东在这段的“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批注了6个字：“躬自调查研究”，还在批注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上了旁圈，进一步加重了“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韦睿攻下小岘城之后，派人进攻魏所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下。韦睿到后，不急不躁，“案行山川”。毛泽东对此，也都加上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并又一次批注了“躬自调查研究”6个字。可见毛泽东对作战指挥中的亲自调查研究，详细掌握敌情，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多么重视，多么强调，对一千六百年前的韦睿将军能做到躬自调查知彼知己是多么赏识。

毛泽东说：“……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80页）他又说：“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0页）这里说的各种必要的侦察手段，就是调查研究方法在军事斗争领域的具体运用。

孙武子认为对敌方实行侦察是掌握敌情的重要手段，用间谍搜集敌方情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孙子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间篇》）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就能使敌人莫测高深，这是神妙的要领，是国君取胜的法宝。为了达到知，就要“五间俱起”，战场上就要把“策之”（谋略刺探）、“作之”（派遣侦察）、“形之”（示形动敌）、“角之”（尝试交锋）等各种侦察手都充分运用起来，千方百计察明敌情。（《虚实篇》）

毛泽东重视调研是很有名的。在战争指导上，受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略思想的影响，他十分重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调查研究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表现。

孙武子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并举出“伊挚在夏”与“吕牙在殷”这两个上古用间的典型战例，证明“上智为间”在商朝和周朝建立中的重大历史作用。上智为间，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进行战略侦察，影响到战略决策，所以其功甚伟，作用巨大。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也很接受，1945年8月底，他赴陪都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他在向民主人士解释重庆之行的必要性时说：

“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谈判和打仗是一回子事，不同的是一个是流血的政治，一个是不流血的斗争。要想战胜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熟知对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吗!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吃了大亏。后来，梁山好汉们学得聪朋起来，改变了方法，采用了孙子的论军事说，派人进去在敌人的营寨中搞了个调查研究，做了些工作，结果，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开始分崩离析，盘陀路的道路也弄清楚了，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中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之方法，于是，第三次进攻，就打了个大胜仗。”

“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就是要更好的了解他，在战术上熟知他的同时，通过谈判，让更多的人深刻认识到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中共的错误战略思想。让人们在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毛泽东，而是他蒋介石执意要这么办！”（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为了“在敌人的营寨中搞调查研究”，在谈判中“了解对手，熟知对手”，毛泽东敢于深入虎穴。毛泽东此次重庆之行，确实收到了“知彼知己”的战略侦察目的。请看他在回到延安后在干部会议上“关于重庆谈判”讲话中的一段：

“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1927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1937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1991年第二版，第1158页）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不仅在谈判桌上“以谈对谈”，而且在战场上“以打对打”，如东北战场上的争夺和上党战役的交锋等。因此，这次谈判显然具有军事外交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我这次在重庆”亲身感受的谈话，无疑是战略侦察后的“知彼知己”之论，对国共双方的情况洞若观火，对自身力量的估价恰如其分，对彼方战略图谋、战略趋向的分析入木三分，对国际势力的政治倾向和大后方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了如指掌，为我党我军制定一方面争取和平建国、一方面警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政治军事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