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最早是在陕北的保安建立的大本营。此时是1935年年底和1936年年初。当时，东北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北也几乎全部沦为敌区。共产党人早已提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军事主张，用革命的民族战争赢得抗战的胜利，乃是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当务之急。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提供借鉴。
毛泽东在演讲中谈到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他首先说了准备的必要性：“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有一个困难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军何时转入反“围剿”准备阶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成熟的经验，他说：“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所以，毛泽东进一步展开说：“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做作了这些铺垫，毛泽东结论说：
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1页）
准备时机的选择，有“失之过迟”与“失之过早”两种可能，也就是两种弊病。毛泽东认为，相对来说“失之过早”比“失之过迟”损失小，利益大。这也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哲理所能证明的。因为早准备能够做到预有准备，而历史的经验是“有备无患”，准备充足才能使反“围剿”战争“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反“围剿”战争准备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军事工作。毛泽东归纳了一些具体方面：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1页）
准备的时机要选准，准备的内容要充分，即所谓“充分的准备”。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有哪些内容？毛泽东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一连举了五个方面。及时地抓住机会，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位，红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十分有把握地把进剿的白军消灭掉！毛泽东用这一成语，说明了我军早做反“围剿”准备的必要性，说明了有备无患的道理。
1936年是毛泽东三次派人购买《孙子兵法》的年头，也是他第一次把“立于不败之地”等孙武子战争指导原则公开写入自己军事著作的年头。从此时开始，每当遇到重大历史关头，他总是告诫部属与广大官兵们：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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