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为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史学家范晔所作。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也常翻阅《后汉书》。
大约1954年年初，毛泽东读《后汉书》71卷的《皇甫嵩传》，其中有一段关于东汉名将皇甫嵩剿灭颍川“黄巾军”的记载：
（皇甫）嵩、（朱）儁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儁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
此段书中有小字夹注，为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所书。他于“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下引孙武子兵法说：
“《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
毛泽东读书至此，提笔批道：
正，原则性。奇，灵活性。（《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大概《孙子兵法》“奇正之变”的高妙见解，激活了毛泽东的思维细胞，写过批语，他兴尤未尽。4月的一天深夜，他又在中南海约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将军谈话。
毛泽东请萧华坐在一张沙发上，很有兴致地拿起摊在桌子上的一本线装书，对萧华说：
“我刚刚看了一篇好文章。你看看这一段。”
说着，毛泽东指着书中的一段，把书递给了萧华。萧华看看封面，是《后汉书》。毛泽东指给他看的文章正是《皇甫嵩传》。萧华把皇甫嵩讨黄巾一段匆匆看了一遍。也注意到毛泽东在传中所引《孙子兵法》一段的旁边，用毛笔醒目地批了几个字：“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萧华看罢，看看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好读史书，尤喜兵书，但他不清楚毛泽东深更半夜把自己找到家里来，让他看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
“有何感受？”毛泽东看着问他。萧华想了一下说：“孙子深得辩证法。”
毛泽东开了一句玩笑：“你得孙子精髓。”萧华说：“我可不敢当，在主席面前，只是半瓶子醋。”毛泽东说：“你过谦了，若真的半瓶子，那就装满它。”萧华趁机说出了他多年的愿望：“参加革命前，我上学不多，参加革命后，又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我还是想脱产学习一个时期。”毛泽东说：
“我看眼下不行，罗荣桓也是不会答应的。你是总政治部的壮劳力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历来重视实践这门功课。想当年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说我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当时我就跟他们争，山沟里为什么就出不了马列主义？长征途中，凯丰又说我只知《孙子兵法》，我就问他读没读过《孙子兵法》。”
毛泽东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踱了两步，说：
“孙子不简单，用兵不教条。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哪有一成不变之理。《后汉书》中提到的这个皇甫嵩也不简单，击黄巾，兵少，军中皆悲。他召集干部作动员，说：‘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也是个有识有勇的统兵之才。”（李镜：《儒将萧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前面提到李贤注引的那段孙武子的话，出处在《孙子兵法》的《势篇》。李贤所引，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文字略有不同。传世本如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校释》中这段话是：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古本和今本中关于“奇正之变”的论述虽然文字略有差异，但并不影响思想主旨的表达。此段意为：大凡作战都是用“正”兵迎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他的奇谋妙策，就像高天厚地那样无穷无尽，就像江河流水那样奔腾不竭。作战的基本方法不过奇正两种，奇正的巧妙运用和相互变化，则是无法穷尽的。
孙子“奇正之变”的思想，表明他对奇正相生、奇正相变有辩证的思维和透彻的见解，是对战争指导规律的深刻体验和对战争指导艺术的深刻揭示。
毛泽东所以对孙子“奇正之变”的思想倍加关注，不仅因为他是军事辩证法的大家，而且堪称是把“奇正”用兵方法巧妙结合起来的典范。谈兵论战时，虽然他有时并不使用“奇正”的概念，但却明白无误地运用了“奇正相生”的用兵原则：
例如，抗战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27页）
这里说的“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是用“正”，而以红军“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则是用“奇”，毛泽东断定这样用兵是“可以胜利的”。
还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谈到伏击战的实施时说：
配置兵力，应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敌人兵力大小及地形情况而定。通常以一小部（在全兵力百分之三十以下），占领险要地点，用火力杀伤和钳制敌人，而以主力埋伏于便于出击地点，实行突击。（《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这里说的伏击战“配置兵力”，“以一小部……钳制敌人”是用“正兵”，而“以主力实行突击”则是用“奇兵”。与以往不同的，是毛泽东奇正易位，以通常的奇兵当敌，借以钳制敌人；以通常的正兵伏击，用来歼灭敌人。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确定作战方针时，同样关注“以正合，以奇胜”。1947年1月25日，他在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将领的电报中讲“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时写道：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0页）
这里讲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实际都是作战指挥的兵力配置问题。不管是“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还是“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都与“战势不过奇正”“以正合，以奇胜”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当然，毛泽东绝不死搬教条，他的“两个条件”里体现的则是“奇正之变”，是以己之奇，对敌之正；以己之正，对敌之奇。因敌变化，不可穷尽，使敌人难以琢磨他是用正还是用奇。毛泽东则在“奇正相生”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战争指导实践和军事理论思维合力作用下，发展了孙子“奇正之变”的思想，将其升华为对立统一的军事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对于正与奇——原则性与灵活性这对军事辩证法范畴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后汉书》天头地脚写评点时，不可能展开论述，似乎令人遗憾。可也不必过于失望，因为早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就很展开地讨论过战争指导中的“灵活性”问题。他说：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3—494页）
讲“灵活性”，毛泽东又谈到战争指导者要依据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战斗、战役和战略指挥都是如此。毛泽东还谈到，灵活性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们还不能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讲的“灵活性”，就是《后汉书》批语中“奇，灵活性”的注脚。但是，一个人的思维是有连续性的，尤其对哲学思辨中同一命题（如战争指导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命题）的思考更具连续性。从这个层面来看，可以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灵活性”的论述，作为理解《后汉书》批语“奇，灵活性”的参照物，这并非不可理解。
总之，孙武子阐释了“以正合，以奇胜”的战争指导原则，皇甫嵩创造了“兵有奇变”的成功战例，李贤引孙子“奇正”之论注《后汉书》，毕占云懂“用兵奇正的道理”，萧华把“奇正”视为“孙子深得辩证法”——毛泽东读《孙子兵法》，在先贤时彦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基础上，又把“奇正”概念发展为军事辩证法新范畴——原则性与灵活性。毛泽东真可谓“得孙子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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