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佚而劳之”

战争指导中，将领之间常常为部队的劳逸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红军长征途中，也有这种情况。

遵义会议后，红军虽然换了领导，但被围追堵截，频繁作战，而且被动作战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变。

蒋介石不甘心在遵义失败，决定亲自上阵，与毛泽东一决雌雄。1935年3月2日，他飞往重庆“督师”。蒋介石一到重庆，立即了解红军情况，他判断红军将向东面转进，即东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蒋介石在3月9日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这时的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会议由新的总负责张闻天主持。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讨论中，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

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虽然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却没有说服与会人员。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

张闻天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这些天他这个总负责也颇感不顺和吃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这事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他认为，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于是，在3月11日，先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接着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三人团”。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

3月14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了攻打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命令。

然而，鲁班场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15日下午发起总攻，开始还有所进展，一军团的五团攻下了鲁班场西侧的白家垭，接近了敌前沿；三团在董家坡歼敌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但后来激战三小时，却无效果。因为敌人的碉堡都修好了，都躲在堡垒里不出来。眼看天黑了，夜战也对付不了敌人的堡垒。

这一仗的前线指挥是林彪和聂荣臻。林彪自然有牢骚了：“他娘的，我说应该打打鼓新场嘛，为什么到这里来啃骨头!”聂荣臻说：“报告吧，这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林彪刚要拿起电话，电话铃响，传来朱德的声音：“林彪同志吗？立即撤出战斗!部队连夜袭占茅台、仁怀地区，准备渡赤水河西进。”林彪只回了两个字：“晓得。”他想骂两句娘却没有骂出来，他放下电话，神情茫然：“又渡赤水河？!”

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部离鲁班场小镇也只有两个山头。朱德给林彪打完电话说：“林彪像是有点情绪嘞。”

毛泽东说：

不管他!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只知道打胜仗，走直路，走近路；却不知有时候也是要打点败仗，走点弯路，走点远路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现在有的人却不懂。（杨庆旺：《百折不回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至312页）

这时，毛泽东越发清晰和坚定地觉得，唯有再渡赤水，才能把敌人从碉堡里牵出来，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

后来的情况是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在几十万追剿军的包围圈缝隙中钻出来，摆脱了困境，又使敌军“佚而劳之”，疲于奔命，疲惫不堪。

毛泽东说两千年前就有人懂得“佚而劳之”，指的是孙武子《计篇》中的话，已见前引。追剿军高级将领薛岳无可奈何地说过，他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就是跟在红军屁股后头捡草鞋”。这话耐人寻味，他说出了红军的“走点弯路，走点远路”，正在于疲敌劳敌。以“走”来“动敌”，使蒋军除了“捡草鞋”，别无所获，没有“功劳”只剩“苦劳”，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