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情况下，毛泽东是按照原义“正面”运用“君命有所不受”作战指挥原则的。
谦虚谨慎，集思广益，汲取集体智慧，充分发扬人民军队内部管理“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对于正确战略预见和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毛泽东经过长期实践锻炼形成的一个重要战略家素质。
古代兵法对将帅提出了“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的要求，但作为旧时代的将领，有些能做到一部分，有些则不能真正做到。因为在根本利益上与部属及士兵大众是对立的，对下级官兵信任程度很低，甚至不信任，往往越俎代庖，束缚手脚，不能发挥下级乃至广大官兵的智慧和创造力。
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就曾嘲笑蒋介石：“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无策，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桂系人物白崇禧是蒋介石的反对派，话说得未免苛刻。但是，作为统帅一级的人物，蒋氏似乎不懂层级管理原则，哪个层次都管，结果是哪个层次都管不好，哪个层次都有怨言而没有积极性。
毛泽东亲手制定了人民军队内部“三大民主”（政治、军事、经济）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在作战时，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战术技术难点，讨论如何执行作战命令和作战计划。毛泽东是“三大民主”的制定者，也是“三大民主”的带头实践者。他在做出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时，常能仔细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集体的智慧；在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上，总是采取多种形式实行较为彻底的军事民主，相信和依靠各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创造能力，发挥指战员的聪明才智，战胜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给下级将领的电报和指示中。翻阅《毛泽东军事文集》，即使在作战指示甚至作战命令里，不少地方写有“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以上各项望复”“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
上一节文章中提到的林彪在辽沈战役过程中开始不打锦州而先打长春的偏颇主张，毛泽东在反复陈述自己和军委的意见和决心，进行严肃批评耐心启发的同时，又从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角度出发，在电文中要求：
“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应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东北主力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务必抓住可能从东北大量转移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页）
允许下级以正当理由“提出反驳”！这是毛泽东在作战指挥权限方面民主性的体现。不止在东北战场，在淮海战场，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监机处置，不要请示。”（《同意先打黄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就其指挥权力来说，一切由总前委常委“监机处置，不要请示”，虽然说的是“情况紧急”时的措施，其权力下放程度一点也不比“君命有所不受”低档。就其本质意义来说，都是处理前方后方指挥层级权力矛盾的正确方针。不同点是，孙武子主张将指挥权有限下放给将领个人，毛泽东主张将指挥权有限下放给下一级党委常委。这突出表现了毛泽东尊重下属、尊重群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指挥品质。
《孙子兵法》一书阐述“君命有所不受”这种思想的观点有多处，如《谋攻篇》说：“故知胜有五：……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地形篇》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谋攻篇》说：“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是谓乱军引胜。”这些论述都是与“君命有所不受”在思想上有内在联系的。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意为将帅指挥才能超群而国君又不任意干涉的，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一条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性。这里说的“君御”，实是君主在用将之时由于疑忌采取的遥控掣肘行为。王皙注曰：“君御能将者，不能绝疑忌耳。若贤明之主，必能知人，固当委任以责成效，推毂授钺，是其义也。攻战之事，一以专之，不从中御，所以一威，且尽其才也。况临敌乘机，间不容发，安可遥制之乎？”（《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7页）这表明孙子熟谙战争指导上贵在因情通变、机断专行之妙诀，从胜负制约因素阐述了“君命有所不受”之义。
“君命有所不受”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等孙子关于将帅要有独立指挥权的思想，是孙子关于机动灵活用兵思想的内容之一。将领有能力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国君就不要越权干预指挥，应该大胆放手让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将领应该在“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的前提下，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大胆机断行事。当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客观实际时，身在战场熟知军情的将领要着眼全局，从实际出发，机断处置，绝不能囿于君主的命令而机械服从，这样，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君与将相互信任为前提，如果将骄君疑，就会“三军既惑且疑”（《谋攻篇》），必然导致自乱其军，自取败亡。
毛泽东在要求将领服从领导听从命令的同时，给予其“提出反驳”“监机处置，不要请示”的权力，是他“将将之道”中对孙子“君命有所不受”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发挥。这才是他的取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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