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很重要，庖丁解牛

毛泽东把“庖丁解牛”引入认识领域，推动着“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走向成熟和完善。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

毛泽东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显然，毛泽东熟悉庖丁解牛故事。庖丁解牛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所见无非全牛者”阶段，即对牛的生理结构还不了解的阶段；二是“未尝见全牛”阶段，这时对牛的生理结构已经了如指掌，故动刀时只考虑牛体的结构关系，而不注意整个牛体；三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阶段，这时对牛的生理结构已经烂熟于心，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了。因而在解牛时，所有感官都停止活动，只有精神与解牛的动作同步进行。这是出神入化的阶段，手与心的距离消失了，庖丁从此走出必然王国而进入了自由的天地。他顺着牛的生理结构，刀击筋骨之间，刺向骨节之内，从未碰到经络筋骨联结的地方，更不用说砍到大块骨头上了！

庖丁以“无厚”的刀深入“有间”的牛体，在有空的关节之间游刃，不仅碰不到关节上，而且绰绰有余。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得力于他的“游刃”之法。而“游”的功夫，是他十九年来孜孜以求、求之而得的结果。庖丁的“游刃”已不仅仅是技术，而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艺术，达到了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

庖丁解牛，重点在于“解”上，在于他懂得牛的解剖学。

1964年毛泽东读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坂田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由此联想到了古代《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分’很重要。”这也是他多年一再强调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命题。

毛泽东的这一哲学论断，爆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重大新闻。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问题。面对李四光、钱三强等著名的科学家，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一课。”接着，他就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仔细听李四光、钱三强的讲解。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这一问把钱三强难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了，对此各国科学家从未怀疑过。钱三强停了一会儿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

听到这句话，当时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沉默了，有的人露出怀疑的神情。毛泽东却自信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毛泽东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毛泽东本人并未满足，他在继续关注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动向。1964年，国外物理学家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又看到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61年写的文章《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坂田的文章说：“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坂田的话，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立刻请来于光远和周培源。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到《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讲到“分”的重要。再次说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命题。

由于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宣传部门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粒子物理学工作者也跃跃欲试，探索粒子结构的问题。1965年到1966年间，由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等40多人组成了专攻物质结构的科学精英小组，进行攻关。1966年他们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瞩目。此后，就基本粒子的问题，在国际上又有一些新的发现，毛泽东关于世界无限可分性、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理论思维，被世界科学界所公认。

因此，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层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格拉肖的提议，被大会通过。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以他的哲学观念，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论断，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公认，得以在世界尖端科学领域里得到那么高的荣誉。

毛泽东引证《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讲到医学的解剖学，讲到细胞的分解，说明“分”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性，阐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哲学命题。毛泽东把庄子哲学作为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资料，推动当代哲学和物理科学的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

庖丁解牛，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