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庄子·天下》篇第八节，庄子后学罗列名家“辩者二十一事”，说惠施及其门徒“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惠施一生都在与辩者讨论这些问题，而且“终身无穷”。

这二十一事的最后一事即是：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棰，木杖，一说棍棒。惠施名家学派认为：一尺长的木杖（棍棒），每天截取一半，这样不断地截下去，一万年也截取不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是讲惠施学派对物质的可分性的看法，这是说物质可以无限分割。

从哲学思想史角度说，惠施名家学派这个命题，是讲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在今天仍然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要探讨的哲学问题。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文章和谈话中，毛泽东就曾多次表达过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他特别注意微观粒子物理研究的进展，并对这方面的科学成果不断进行哲学的思考。他从分析物质结构的实质在于内部矛盾性，从矛盾的普遍性指出微观物质结构的无限可分性。这一思想，对我国微观粒子的物理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得到了国际物理学家的关注。

1955年1月，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共商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大计。在这次会议上，他很关心原子能的利用，并饶有兴趣地谈及了原子核内部的结构问题，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当科学家钱三强谈到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泽东就指出：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8日）

以后，美国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相继发现了相应的“反粒子”，证实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立统一，从而也证实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对立统一思想的预见性。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又谈到这个问题：

“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但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发言中又在最新自然科学发现的基础上，谈到了物质结构的内部矛盾性。发言稿后来整理成《党内团结的辩证法》一文。其中他说：

“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吴义生、刘宏毅：《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与科学教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毛泽东关心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特别喜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1963年秋天该刊登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坂田昌一在这篇文章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阐明了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始原，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基本粒子不是点，场论不是最终理论等新的基本粒子观。这些观点无疑与毛泽东关于微观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64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3期刊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又一篇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该文从物理学的角度提出基本粒子可以分割的观点。

毛泽东对这个物理学界的新成果十分重视。他看过坂田的文章后，在北戴河期间，于1964年8月18日上午同吴江、龚育之、关锋、邵铁真等几位哲学工作者以及陈伯达、康生谈话，谈“分析与综合”的哲学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过：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2—103页）

六天后，即8月24日，毛泽东约当时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周培源、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他们一起继续畅谈这一问题。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泽东开门见山，首先肯定了坂田的观点。接着毛泽东谈起了自己对物质分割理论的认识。他说：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为了论证“物质不是不可分”的这一理论，毛泽东两次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古语加以佐证。他从这句话里阐发了“物质无限可分性”这样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用现代科学理论印证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命题。他举了最先进的原子学、电子学来说明这个问题，从而肯定了名家学派的这个论断的科学性，说“这是个真理”！并且上升到哲学高度总结说：“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一百万年以后也是这样，这是科学家们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国际性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一个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367人参加的科学盛会，坂田昌一先生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当周培源把坂田昌一教授引见给毛泽东时，他同坂田亲切握手，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并赞扬坂田的文章写得好。这引起了坂田的惊讶和喜悦。后来，于光远在陪同各国科学家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那篇文章，并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听了介绍后很感兴趣。他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4页）坂田回国以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日］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第248页）

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的高度重视，1965年《红旗》杂志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并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加了编者按。这一举动在中国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研究“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

1965年9月到1966年6月，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的39位研究人员，写了42篇论文，发表在1966年出版的《原子能》杂志和《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他们把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称为层子，意在说明微观粒子具有无限的层次。

当时我国在强子结构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是站在前沿的开创性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高能物理界公认的流行观点。朱洪元等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微观粒子无限可分的思想以及坂田昌一文章的发表和讨论，“是层子模型研究工作的一个直接的推动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这是中国自然科学界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当谈及“光量子能不能分”这个在当时国际物理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后科学家干什么呢？”（赵梦昭：《论毛泽东哲学自然观》，《求索》1988年第1期）并再次引用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加以证明。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固然在物理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原理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有力武器，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人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这样一个认识论命题提供了依据。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再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或者叫作“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两个飞跃的著名论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过程辩证法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得出“认识的无穷无尽性”这个结论，也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导。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能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明复杂的哲学原理，进而指导实践。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称赞，就连一些自然科学家也由衷钦佩。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甚至认定这样一个事实：毛主席在哲学上思考的问题与他们在实验室要证明的东西相仿。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论断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然科学关于“轻子”“胶子”等比“夸克”更为“基本”的粒子的发现，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科学的。无限可分的思想越来越为科学家们所接受，现代物理学中形而上学思想的迷信得到了破除。从哲学理论上看，毛泽东从物质结构的内部矛盾性出发来说明微观物质的结构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还具有巨大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它表明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无比坚定信念，和在他所涉猎的一切领域都要把对立统一观点贯彻到底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肯定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具有内部矛盾。由此出发去分析微观粒子的客观属性，很自然地便提出了微观粒子可分以及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实验来证实，但毛泽东相信唯物辩证法的威力；相信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所提出的科学预言的真理性。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等待着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