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字】
明帝疊耀。
按“帝”乃“章”誤。此稱兩朝，故曰“疊耀”。下文肄禮璧堂，明帝事也;講文虎觀，章帝事也。
于叔、德祖之侣。
按“于叔”乃“子淑”之誤。邯鄲淳字子淑，黄初中爲博士給事中，舊作“子俶”，“俶”亦“淑”誤。
緝遐景祚。
按元作“緝熙”不誤，此用《詩》“維清緝熙”也。
【釋義】
本篇總論十代文運升降之故，文皆順序，區段分明。然贊有“辭采九變”之言，詳審篇旨，蓋除宋齊不論外，自上古至兩晉，文章風氣，約有九變也。今釋如後：陶唐世質，民謡樸野，及虞廷賡歌，有雍容之美，乃心樂聲泰之文，此一變也。三代之文，由詠功頌德，變而爲刺淫譏過，此二變也。戰國諸子朋興，齊楚稱盛，齊尚雄辯，楚富麗辭，皆出縱横之詭俗;西漢文變雖多，不外屈宋餘響，此三變也。東漢中興以後，順桓以前，稍改西京之風，漸靡經生之習，由麗辭而爲儒文，此四變也。靈帝以後，學貴墨守，文亦散緩，其時作者，類多淺陋，比之俳優;文章風氣，由盛而衰，此五變也。漢末大亂，民怨沸騰，魏武雄興，志存戡定，文帝纂業，雅好詞華，影響所及，文風亦慷慨而多氣，此六變也。魏明以後，玄言漸盛，慷慨之氣，至此稍衰，“篇體輕澹”，此七變也。西晉承流，文家苦其輕澹，乃有“結藻清英，流韻綺麗”之文，此八變也。元帝南渡，君臣晏安，士氣頹廢，加以玄風大扇，故“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此九變也。宋齊世近，作者尚多生存，又皆顯貴，舍人存而不論，非但是非難定，且亦有所避忌也。故列代雖十，而衡論文變，止及晉世。觀其所論，固已綱舉目張，不可不謂之閎通之士矣。
“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横之詭俗”二句，深得屈宋文體流變之故，與實齋章氏論戰國文體出於行人辭命之説，可謂曠世同調。屈子主連齊抗秦，與子蘭上官之主合秦者異趣，故遭貶斥，是屈子亦近縱横家也。漢初人士多習縱横長短之説，而賦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枚乘、嚴忌、鄒陽之徒，皆有戰代馳説之習，但高祖巳厭縱横，文景務崇清淨，故賈誼抑而鄒枚沉，於是縱横之士，無所用之，乃折入辭賦;及武帝之世，此風已成，而賦人亦漸爲帝王所重，其間因緣，固甚明白;舍人二語，已足窺見本源。實齋演之，遂成名論。其語可參看拙編《文學通史·論漢代辭賦》章中。惟漢初縱横馳説之士，雖不容於王朝，而其時諸侯，如吴、梁、淮南，皆承戰國養士之風，士之習長短、善辭賦者，遂乃游食藩封，以資貴顯。故武帝以前，王朝雖辭人勿用，藩國則文彩足觀。本篇於此，付之闕如，似不免於疎闊。
本篇前有“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之句，後贊復有“蔚映十代，辭采九變”之文，讀者每易迷罔。前之九變，如以高惠迄成九代釋之，義殊未安;蓋文變不可以代論，且按文義求之，亦與九數不符也。是則前之九變，九乃虚數，與九變之貫意同，極言西漢文家，雖曰多變，要不出屈賦之外也。故下文即繼以“大抵所歸，祖述《楚辭》”，不可與贊中九變之辭混同。
本書《通變》篇、《才略》篇，皆有都舉歷代文變之詞。《通變》篇有九代六變之説，九代者，一黄帝、二唐、三虞、四夏、五商、六周、七漢、八魏、九晉也。六變者，一“黄唐淳而質”，二“虞夏質而辨”，三“商周麗而雅”，四“楚漢侈而豔”，五“魏晉淺而綺”，六“宋初訛而新”。數代則依政治歷史爲分限，論變則據文學風尚以區判，與本篇所論，正可參看。《才略》篇歷舉虞、夏、商、周、春秋、戰國、漢、魏、晉，九代文人之辭令華采以衡論，而篇末又曰：“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其分畫止四，似與六變、九變之旨不合。蓋本篇與《通變》論其異，《才略》則標其同，言各有當也。
復次，三篇舉代，皆不數秦。本篇於戰代特標齊楚，《才略》於列國兼舉李斯，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嬴秦力征，享國未久，風會未成，又自商鞅以來，力主法治，無文學之美也，此證以本書他篇可知。《詮賦》篇曰：“秦世不文，乃有雜賦。”《奏啟》篇曰：“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政無膏澤，形於篇章。”《封禪》篇曰：“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總觀所論，大抵以法家之辭質直嚴酷而少之。然李斯《諫逐客》一書，亦辨麗可觀，比之漢代諸家，允無愧色。舍人不以李氏冠冕秦文者，殆以斯故楚人，漸染楚風，可謂戰國之文，不可謂秦世之文邪?及斯既相秦，政主更新，文章體勢，亦異前轍，故舍人以之與王綰並論。他如銘金刻石之文，皆别具嚴峻渾重之氣，則真秦人之文矣。申耆李氏謂：“秦相他文，無不詄麗，頌德立石，一變而樸渾，其詞其氣，便欲破除《詩》《書》，自作古始。”此語大足發舍人之餘藴。其所謂他文詄麗者，亦指《諫逐客》一篇耳。學者合觀比論，則於戰國秦漢文風流變之故，可以通其消息矣。
建安文學，論者多以尚氣目之，皆原本舍人此論。前釋《風骨》篇義，已發其凡。惟風會之興，必有其源，建安文學尚氣之源，亦有可得而言者：蓋東漢自明章崇儒，經術久漸，學尚墨守，憚於闡發，經生之文，類多散緩，淺人爲之，遂成冗漫;安和之世，文風已敝，《御覽》引《後漢書》陳忠安帝時人《奏選尚書郎》曰：“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故舍人《詔策》篇曰：“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降及靈帝，雖好辭製，而當時鴻都之士，大抵浮華無實，已不足振藻揚芬，而依託聲光者，本無才學，虚冒文名，乃出之請託，醜聲四溢，是以陽球、楊賜、蔡邕諸君，交相詆斥，指爲妖妄，此則不特文學衰微之憂，實乃人心澆漓之象也。加以獻帝末季，天下大亂，風俗偷薄，魏武救之以名法，務爲清峻，而海宇多事，才士皆有慷慨靖亂之心，言爲心聲，發而不覺，文舉、正平之文已然，至建安諸子，而風會遂成，故《典論·論文》直揭宗風，而倡主氣之説。舍人“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四語，識解甚高，誠溯河窮源之論矣。參以《風骨》篇之言，知舍人之志，蓋欲以氣質卓轢之文，一救當世靡麗闡緩之弊，特以人微言輕，曲高和寡，不足以振蕩一世豪傑，故雖邀遇休文，亦不過賞其深得文理而已，不足以當起衰之任也。及韓愈氏崛起於唐，倡爲古文，以挽時弊，後世尊奉之不能外;今觀其持論，頗於主氣之旨相近。而李德裕《窮愁志》，則更明揭《典論》主氣之言而發揮，唐運衰而不絶者，於此可以窺其故矣。
兩晉文風，約有二源：一者建安尚氣之變體，二者正始明道之餘風，而其端則皆見於魏晉禪讓之際。嵇康、阮籍，其領袖也。“嵇志清峻”，而辭復壯麗，足矯正始之頹風;“阮旨遥深”，而文亦豔逸，實接建安之芳軌。然嵇變正始之頹風，猶具建安之健骨，阮接建安之芳軌，卻沿正始之流波;一用逆挽，一爲沿變，此又二子異中之同也。逮晉元康，潘陸特秀，沈休文稱其“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可知二家之作，固沿建安之流而加以繁縟者也。此舍人所謂“結藻清英，流韻綺靡”之文也。南渡之初，孫許稱盛，鍾仲偉稱“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虚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沈休文亦謂“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哲，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合觀鍾、沈之説，可知正始餘波，浸淫甚遠。孫、許在當時鬱爲文宗，雖亦近沿潘、陸之風，實則直紹正始之統。由是觀之，兩晉文學，各有殊尚，西晉以放誕爲歸，彌近嗣宗;江左用名理相尚，微同叔夜，而其領袖之者，厥惟潘陸孫許四人，然潘陸之文，流布甚遠，孫許之作，寥若晨星，豈非遒麗之辭無聞，平典之語難好哉!劉宋纂統，顔謝騰聲，雖組練之工，則精於太康，曠達之情，猶規乎正始。舍人以爲“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實乃寄玄思於山水，運人巧出天然，二派至此，殆已有合流之勢;故二子聲名，卓犖一世，而後之作者，莫能外焉。六代文學，由盛轉衰，此其中樞矣。休文謂“延之俊發遜謝，深密過之”，鮑照稱“靈運自然可愛，延年雕繢滿眼”，二家之同異優劣，亦可以概見矣。
晉宋文家，除上舉六人外，其矯然出群者，尚有左思太沖，雖與潘陸同時，而意致高渾;劉琨越石、郭璞景純，雖生永嘉之代，而體氣清剛。他如蕭子顯《南齊書論》“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休文稱“殷仲文始革孫許之風，謝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亦一時傑出之才也。若舉江左三百年文人而概論之，則惟淵明一人，可謂遺世獨立。論其品格，直將糠粃曹王，遑論潘陸。然而以顔光禄之深交，昭明太子之雅好，鍾記室之精識，劉舍人之博聞，或未之得知，或知之未盡。故知文學之事，亦復榮枯有時，特光曜果存，翳蔽終顯，此亦學者所當知者也。
齊梁短祚，文學風尚，略約相同。《南齊書·文學傳論》謂：當世文家，其源不出三途：一爲謝靈運，一爲傅咸、應璩，一爲鮑照。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謂：“時人好效謝康樂、裴鴻臚。”《梁書·文學傳序》謂：於時作者，有沈約、江淹、任昉諸人。《南史·陸厥傳》謂：永明末，盛爲文章者，有沈約、謝朓、王融、周顒，世呼永明體。證以舍人所論“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明詩》“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情采》“厭黷舊式，穿鑿取新”、《定勢》“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總術》“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物色》諸文，大抵不外致思力於聲音色澤之間，以求勝昔人而已。至論其流弊，則或曰“採濫”、或曰“愛奇”、或曰“浮詭”、或曰“訛變”、或曰“習華隨侈”、或曰“爭光鬻采”、或曰“曲寫毫芥”，合而參之，知爾時作者，非無佳篇，領袖諸人，亦非悉中此弊，特風會之衰，實由西施工顰，遂令東施獻醜。然則舍人諸論，雖未揭舉名氏，而其意固在指斥當時領袖諸賢也。
晉宋之際，作者爲文，漸重聲色之美，於是聯對徵事之功，亦因之增重，且有以此夸洽聞、詫流俗者，齊梁之際，此風彌盛。觀鍾仲偉《詩品》中《序》，衡論當時文士用事之弊曰：“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顔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文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記室所評，雖專於詩篇，實通於文筆。蓋天才既絀，風力已衰，於是不得不以記誦爲之。考史傳所記齊梁人士，如姚察、王僧孺等，並稱其多用新事，人所未見;王諶、劉峻等亦稱：當時貴人，多使賓客隸事，以多爲貴，而類書之作，乃盛極一時。如《南史·劉峻傳》云：“安成王秀使撰《類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杜子偉傳》云：“與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庾肩吾傳》及《陸罩傳》云：“簡文撰《法寶聯璧》與群士鈔撮區分。”《周書·庾信傳》謂：“徐庾父子四人，徐摛子陵、庾肩吾子信。並爲太子鈔撮學士。”是乃記誦不足，又輔之以鈔撮之功也。其餘波至於唐初而未絶。今傳歐陽詢、令狐德棻等撰之《藝文類聚》一百卷、虞世南撰之《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徐堅韋述等撰之《初學記》三十卷，皆其流風。即此一端，亦可以覘爾時文人風尚所在矣。
附《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所載宋齊至唐初各家類書略目如後：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顔延之撰。按《唐書·藝文志》甲部小學類，有顔延之《纂要》六卷。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云：“《文選注》所引群書，有顔延之《纂要解》。”據此，是延之爲戴書作解，非别有一書也。其多至六卷者，或有增加耳。
《袖中記》二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珠叢》一卷，沈約撰。
《採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以上各書，《隋志》列之子部雜家，與庾仲容《子鈔》等爲類，似係雜鈔各書，而非按類區分者，猶非真類書之體也。
《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梁六百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鈔》二十卷。梁特進蕭琛鈔，亡。按《唐志》曰：“何承天并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
按清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子雜家類，有《皇覽》六百八十卷。自注：“魏文帝命王象繆卜等撰。”後又引《曹爽傳》注引《魏略》云：“桓範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又《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字羲伯，受詔撰《皇覽》。”自注：“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又引《御覽》六百一引《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群書，區分義别。”又引《史記索隱》卷一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之省覽，故曰《皇覽》。”又作按語曰：“《御覽》禮儀部三十九、引《皇覽·冢墓記》二十餘條，《水經注》引《皇覽》十三條，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蓋即四十餘部中之一。《御覽》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覽·記陰謀》，疑亦書中篇名也。《論語·三省章釋文》稱：《皇覽》引魯讀六事，則兼及經義，此《魏文帝紀》所謂“撰集經傳，隨類相從者，蓋後世類書之濫觴，故無不包矣”。今按此類書之始也。梁六百卷者，梁世有所增益也。梁又有一百二十三卷者，原書卷數外，或加目録及序也。何承天合并爲五十卷，徐爰并合《皇覽》，卷數增多，或有附益，今不可考矣。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按《唐志》有《帝王要覽》三十卷，列入類書類，無撰人，不知即此否?
《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唐志》同。梁七録八十二卷。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按《唐志》曰：“徐勉《華林遍略》六百卷。”
《要録》六十卷。《唐志》同。此下《唐志》有《檢事書》百六卷，此無。
《壽光書苑》二百卷，梁尚書左丞劉杳撰。《唐志》同。
《科録》七十卷，元暉撰。《唐志》無。
《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按《唐志》曰：“張式《書圖泉海》七十卷。”
《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按《唐志》有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當即此書。
《長州玉鏡》二百三十八卷。按《唐志》作虞綽等撰。《唐志》此下有諸葛穎《元門寶海》一百二十卷，《隋志》無。
《書鈔》一百七十四卷。按《唐志》有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以上各書，《隋志》列《皇覽》後。《唐志》以《皇覽》以下至《戚苑英華》别出爲類書類。《隋志》《書鈔》以下爲釋氏譜，内典博要等書，皆類集釋典者，今不録。録《唐志》所載唐初各家書於後，以見其流風之遠。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高士廉、房玄齡等奉詔撰。
《瑶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許敬宗、孟利貞等撰。
《累璧》四百卷，又目録四卷，許敬宗等撰。
《東殿新書》二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撰。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等同修。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策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太素撰。
《武后元覽》一百卷。
《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張昌宗、李嶠、崔湜、閻朝隱等撰。
《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玉藻瓊林》一百卷。
《筆海》十卷，王義方撰。
《元宗事類》一百三十卷。又《初學記》三十卷，張説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等分撰。
以上各書，《唐志》類列，以今存《類聚》、《書鈔》、《初學記》觀之，應皆相同。然《東殿新書》，《志》稱“自《史記》至《晉書》删其繁辭”，則屬史鈔之類。後又有劉秩《政典》、杜佑《通典》、蘇冕《會要》等書，亦與《類聚》、《書鈔》不類。大抵分類鈔撮古事，取便檢索者，概曰類書耳，非純爲臨文取給之書也。蓋此風既成，擴而廣之，爲用亦溥，故後世不廢，至清代欽定之《古今圖書集成》而大備矣。顧此類之書，求其採撮有法，博而不蕪，精而不漏者，亦不多見。故宏博之士，不之貴焉。
梁陳之間，風尚亦略同。梁自簡文創爲宫體，朝野從流，競學輕靡。降及叔寶君臣，淫荒無時，游燕倡酬，辭尤側豔。江左王氣既衰，文運亦成流蕩，觀其時製，誠亡國之哀思也。《南史·簡文帝紀》稱：“帝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睞則目光燭人。”夫史述帝王容儀，乃柔麗姣好如狀妙婦，衡以舍人《體性》之論，其文辭輕豔，蓋有由矣。《隋書·文學傳》謂：“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又《經籍志·集部後論》曰：“梁簡文之在東宫，亦好篇什;清辭麗製，止乎袵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内;後生好事，遞相倣習，朝野紛紛，號爲宫體，流宕不已，訖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由此觀之，文風之靡，極於大同以後，而始作俑者，厥惟簡文。故侯景責梁武十失，亦有“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之語，雖出叛臣指斥之詞，抑亦當時之實録也。惟史論徐庾，尚多未盡，蓋二子雖初漸南土浮靡之風，然自羈留北地，身更亂離，以傷憫之懷，發激越之調，文章體製，已異往時，未可以初製輕險之詞，概其晚年之作也。迄陳運既歇，隋高崛興北方，統一南土，煬帝初政，有志敦古，用北人貞剛之風，易南土浮豔之習，文學風氣，浸浸乎變新矣。雖末季淫荒，國祚不永，其力已足以結六朝之殘局，開李唐之先聲，政治轉變，及於文學，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論世者合秦隋兩代觀之，似天特設此奇局，爲漢唐擁篲清塵者然，亦可以覘文運升降之所由，非偶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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