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在《風骨篇》所製一圖是否與劉勰原意相符，以及是否與列寧的反映論相違的問題，我且略加説明如下：我因此篇首段劉勰反復闡明“風”與“骨”的關係，用了許多名義，初學或不易得着一清晰的概念，乃從《鎔裁篇》的“三準”體會，把這些名義以類相從，分屬“情思”、“事義”和“聲色”三項。這三項的相關，我在《鎔裁篇》有比較詳細的説明，此篇圖也即是想表明它們之間的關係與區别。我以爲“三準”中的“情”，可包括作者的情感思想，“三準”中的“事”，乃作者的“情思”託之以見的東西。我稱之爲“事義”，乃據劉勰在《附會篇》所説的“事義爲骨髓”説的，其中本含兩意：一爲文中所用的具體之事，一爲文中所説的抽象之理。比如宋玉《風賦》中所用的“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即爲“事”，莊子的《齊物論》中所説的物論本不齊的理即爲“義”，《風賦》中的“事”，乃宋玉有感於襄王淫樂，不惜人民困苦，因設爲雄風清涼，雌風穢惡，人之受其影響者因而不同以爲諷諭也。《齊物論》中的“義”則爲莊周對宇宙中一切事所懷的平等觀也。“三準”中的“辭”乃指文中所敷設的藻采，即文中的語法、詞彙等，亦即韻文家所用的修辭方法也。這些都必須根據“事”與“義”而敷藻設色。比如《風賦》中所用的藻采，形容雄風、雌風不同的詞句，《齊物論》中所用以辨論説明的詞句皆是。我用“聲色”二字乃因彦和文中用“采”、“藻”、“字”、“響”、“聲”、“色”諸名，可以“聲色”二字概括之，亦因古典韻文家常用“聲音色澤”四字以指文中的詞藻，故以“聲色”二字爲此四字的簡稱。至於它們相關之處，如圖所示，以“事義”爲“情思”與“聲色”的樞紐。這就是説作者選擇與其情思相配合的“事”或“義”來表達他内心的“情”或“思”，故我説“情思”是“屬内者”，有了“事”或“義”，作者又根據它來構造字句篇章，敷藻設色，使所用的“事”或“義”更爲突出，更爲有力，因之他的“情”或“思”也表達得更爲美觀動人。而這些字句藻采(聲色)是屬於作品的外形的，故我説“聲色”是“屬外者”。我説“事義”是“聲色”所因依者，作品中敷設的“聲色”，要與“事義”相稱，是依據“事義”而成的，否則即係“浮藻”。我又説“事義”是“情思”賴以表現者，作品所選用的“事義”，要與“情思”相符，是表達“情思”所需的，否則即係“濫言”。總的説來，“事義”是一面與“情思”有關，一面又與“聲色”連繫，所以我説是二者的樞紐，就是説由“情思”發而爲“聲色”，必須看“事義”的選擇與運用如何，也就是説由作者内心的“情思”形成美觀動人的作品，中間重要的環節是通過“事義”的選擇與運用的。故劉勰説：“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這是我當時體會彦和原意的大略。但我所製的圖，在説明時太略些，不能不説是缺點。至於此篇所説的“事義”，實在就是作者用於作品中的材料。作者用了這些材料來構成作品，也就是爲了要表達“情思”。這與作者在未作文以前所感受的客觀的具體事物，不一定不同，也不一定全同，可能是他所感受的再現，也可能是他所感受的托影，也可能是他臨時創造出來用以表達他所感受的。但是都是論作者寫作時的事，論作品構成的次第的事，與作者在寫作以前感受客觀存在的事物，雖有關聯，但也有所區别。因爲作者選用的這些材料的來源不能不與他的生活與經驗有關，無論是再現也好，托影也好，創造也好，不能不是他所感受的反映，這樣説來，與列寧的“反映論”似乎没有違背。至於引起您的懷疑，都是由於我的説明太不够了。我謝謝您這一問，使我重新加以補充説明，或者可以解除您的疑慮。
編輯同志：
以上這段話是由我從前答復某君的信中節録來的，這段話着重在補充説明我在《校釋》中所製一圖的用意，以及我爲什麽用“三凖”來歸納這篇中許多名義的意思，而尤重要的則是關於“風”、“骨”、“采”三者的區别與關聯的説明，因三者之在文學作品中是不可缺一的，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所以劉勰全書中貫穿這三者之處很多，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至於我的體會是否符合劉勰的原意，是否違背了(反映論)的原則，皆可讓大家來批評。我自當擇善而從，決不固執己見。我因近來讀《文心雕龍》的人，每以此事來信問我。我想借《文學遺産》的園地來答復一下，如無不可，即請發表。
此致
敬禮!
劉永濟啟
原載《光明日報》1962年12月30日“文學遺産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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