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强烈体味

西方人一踏上中国土地，接触到了中国人，对中国最强烈的体味是什么？这也就是完全不同文化类型的载体进入到其他文化境地的感觉，而初来乍到、扑面而来的就是最强烈的体味，这就是文化相碰撞时最激烈的“交汇”，犹如一粒石子落入湖中，犹如两辆汽车相向呼啸而过，这或许可以称为“文化涟漪”。“文化涟漪”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初来乍到的突兀型体验，就是文化进入的最初较为短暂的时刻，这样一种体验讲究的是感觉，纯粹的感觉；另一种是文化进入之后，在相融的过程中长期生活品味后得出的。第二种不同于第一种，有可能是最深层的解读，着眼于文化的结构、内涵及精神。

1958年春季的一天，在广州至北京的快车上，一位乘客正起劲地谈论着新中国的奇迹。这是他在这一国度的第一天。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看到一个又一个篮球场，他用手不停地指点着，激动不已。……在他心目中，篮球场是表明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准。^[18]

第一，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打眼一看的初步印象。我们先来看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视角：

中国人另一个被西方人批评的缺点是不讲卫生。个人的整洁倒在其次。衣服的款式使他们无法去经常洗涤，在他们的家庭中很少使用桌布、床帷，因此，皮肤病十分流行。有些西方人确实提到了中国城市中的卫生设施——浴室。中国的城镇在卫生和清洁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作者们经常描写中国街道的肮脏情况。尽管事实确实如此，但中国人依然活得非常健康。对欧洲游客来说，中国人居然不得传染病，这真是不可思议。^[19]

卫生问题成了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最强烈的体味之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卫生，二是公共卫生。关于个人卫生早在乾隆年间来华的马戛尔尼就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20]马戛尔尼的眼中与笔下对中国人的个人卫生记录相当真实，一种极其苛责、批判的眼光。那可以想象得到，当马戛尔尼目睹了这一切的时候，他是如何评判我们这个民族的，以及此类感觉对之后的中西关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公共卫生也有记载。一位来华英商的妻子，立德夫人，用细腻的文笔这样写道：“我们必须小心选择路径，否则就会陷入那些肮脏的中国房屋的包围之中。这些房屋靠街的一面都有一条污水沟，在肮脏和臭味上可与北京媲美，只是规模较小罢了。中国的城镇都不大，但大多又脏又乱，而且都有中国特有的气味——一种人们饥饿时最不想闻的气味——这气味像蚂蟥一样紧紧缠住我们。我们四处奔逃，最后像欧掠鸟一样哀叹‘无路可逃’。”^[21]也有人看到了中国人的卫生弊端，但是会与日本相比，这样的对比研究值得注意。“在日本的村庄，人们看不到在中国大多数乡村随处可见的这些街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水池，泥坑，下陷的屋顶，倒塌的墙壁，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在日本，一旦屋顶、墙壁、围栏、树篱、水坝、桥梁、小路等受到损坏，立即会得到修复。只有新英格兰人和美国侨民居住的地方的环境堪与日本相比。”^[22]

我们再来看一位近代学者的日记，他是这样写的：

余闻笃生言北京人向来在街上出恭，庚子各国联军占领北京乃禁之，如有人在街上出恭，警兵即捉其人，以其身上之衣拭去粪秽；自此以后，北京人乃不敢在街上出恭。此乃应用斯宾塞尔训育上之自然应报主义，不得不叹服西人处置之妙。北京人数千年恶习，乃自联军扫荡廓清之；亦可快亦可痛也。^[23]

我们暂且不说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单杨昌济先生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之后，在烧杀抢掠的同时，还致力于治理城市卫生。从中可以得出，八国联军对于当时北京城的卫生印象如何？“亦可快亦可痛也”此句值得深思。另外曾看到过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建造厕所，并用武力逼迫老百姓使用的文字，但不能提供确切出处，故存疑。

我们引用了如此多的史料来讲中国人的卫生问题，作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第一感觉。那么，这些西方人为何会对卫生如此关注，而且是如此强烈呢？这与西方人的习惯与认识有关。19世纪初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蒸汽机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变动整合，开始追求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如伏尔泰所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生活与认识背景下，他们才看到了中国人的卫生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和他们的差距，而如此大的差距会给双方的交流带来什么样的暗示，其实在西方人的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第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位特别的美国传教士，名叫明恩溥（Arthur H.Smith），此人在中国生活长达50年之久，对中国的研究深得鲁迅、潘光旦的肯定。明氏在研究中国的作品《中国人的气质》中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体面”。

面（Face），人皆有之，今也执人人共有之面而为支那人气质之一，人孰不笑之？然支那人所谓（Face）者，体面也，不但谓其头之前面而已也，其意味颇广，不说明之读者不知也，故此特设一章。……今若于村内起纷争，执调停之劳者必勉为两造求体面（Face）之平均，宛如欧洲之政治家不可不保国势之平均无异。故于斯时也，调停之主义，不以公平为目的，而在以关系各人体面（Face）之相当为目的。于诉讼之时，亦多行此主义。故其大半，以不分胜负而结局。

若赠人以美物，其人必当受纳其一部分，而决不可全行拒绝，以全其人之体面。于左犹有二三之例，以说支那人保其体面之热望。有过失而失体面之事，必思设法以保其体面，无论其证迹如何显著，亦必不可不匿其过失。^[24]

这就是生活在中国多年的西方人品味出来的中国人与众不同的气质，我们先且不论面子的好恶问题，只说面子对于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并且明氏多次提到“西方人不但以为不必，且极以为可笑”，“西洋人视之，漠然不可捕”等，^[25]也就是说，面子于西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那就谈不上使用了。西方人既然无法洞知，那就说明中国人的“面子”较为特别。由明氏的描述与国人日常生活经验得知，“面子”与“维护面子”减少了冲突，缓解了争斗，使原本尖锐的形势可以减弱，这就是中国人“面子”的功用。这与中国的家族居住与村落居住形式密切相关，人际关系过于紧密，冲突易于发生，面子成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与缓冲。面子是一种距离，这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较为重要的方面。正如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观察到的一样，“人们不仅仅出于维护自己的体面而极力去挽回‘面子’。把眼光放宽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并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尊严或只想使自己避免出丑而不顾其他。这个民族的特性使人们彼此之间在感情上有一种微妙的影响。人们对任何有碍自己体面的事情都很敏感，同时也热衷于维护其邻居的面子，使他们不蒙受羞辱”^[26]。相比明恩溥，麦氏的视野显得更为宏大一些。

面子，其实在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存在，不能成为区别中西文化的关注点，更不能成为讽喻中国人的话题。这一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探究。

中国人当然不是唯一注重“面子”的民族。任何民族的人要想适应任何社会并良好地生活，都不能漠视别人对自己表现的评价。……因此，所谓“面子”概念只能用于中国，而不能用于西方社会的说法，只是将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中造成的盲点暴露出来。要突破社会科学中已有的知识框框，就应更留意不同文化中，与“面子”相关行为的不同面貌。换句话说，面子行为在西方社会中的客观存在，表明了个人主义并非西方社会价值的全部。^[27]

八十二年前，鲁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在说“面子”，但是他更多谈论的是“要面子”和“不要脸”。^[28]

第三，还有一类现象，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短处，或者说是至今无法言说的社会现象——乞丐。来华西人不约而同发现了这一现象，如“招致西方人诸多评论的中国社会又一特征是普遍的极度贫困，乞丐到处可见”^[29]，“在中国的各阶层中，西方人最常提到的是乞丐”^[30]。然后大书特书，带着蔑视和歧视，他们是这样看待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的乞丐算是这个国家中最悲惨的一类人了。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同他们相比，英国的乞丐有着高贵的身份，衣着华丽而生活奢侈。而他们的中国同行的处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身份卑贱，一眼就能看出是个乞丐，他们形貌丑陋，以便能引起公众的恻隐之心。^[31]

可见西方传教士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就连中国的乞丐也比不上英国的，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此类书籍时必须要知道的。但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这些传教士的洞察力，他们所发现的问题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显著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痼疾。乞丐，显露的不只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阶层的弊端，是全社会的折射，是缩影，所以西方人的笔下留下了这样的场景：“大量乞丐死在广州：我不想老调重弹，而他们确实是死在露天里：许多人死在大街上；但在西郊有一所为此而设的应急用的院子……”^[32]

他们继续观察，发现了乞丐还有除乞讨之外的行为。

每当富人家在山上葬人，或是清明节扫墓时，乞丐们常常为了索取食物和金钱而横加干预。……在这种场合下，丧主一般都给乞丐们相当可观的钱财，否则他们便不让葬礼或祭祀进行。……1857年，在此地举行的一位当地基督徒的葬礼上，一群乞丐和无赖围住墓穴，索要两万钱，作为允许棺材下墓的条件。有个无赖竟躺到墓穴里，阻止下棺。葬礼一直延误……到天黑的时候，……他们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八百钱而分之。下棺后葬礼遂告结束。^[33]

这是乞丐的正当行为吗？乞丐应以乞讨为生。可罗伯茨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索取食物和金钱”，加之以后的情节，就是赤裸裸的敲诈了。更有甚者，乞丐还有组织地进行如此的活动，而其组织者竟然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乞丐们全都要受那个官府授权的头领的控制。如果头领让乞丐们在营业时间内对商店进行骚扰，由于他们的出现势必会减少顾客的光顾，从而影响到店主的生意，于是这个头领就同每个店主签订了一份契约，要求他们按月交给他一份钱。”^[34]如果店主没有及时缴纳份子钱，头领就会指派乞丐大军骚扰店家，直至目的达成。最后，麦高温先生作了这样的总结：

对乞丐进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精到的伎俩，它能使乞丐头领从与乞丐一样穷困潦倒的手中榨得钱财，其所得之物不仅可供全家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且还能使他买地建房留给子孙后代。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对此都不会觉得奇怪。在这个伟大的帝国中，上至皇亲国戚，下到沿街乞讨的乞丐，人人都在运用这种榨取钱财的伎俩。^[35]

这样一种评论，就不是写乞丐了，矛头直指问题的中心——中国人都是如此。这就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中去探究、挖掘，是否就是孙隆基所说的“未开化的利己主义”^[36]。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上文引用了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若干观察，此人常年在上海生活，记录的也是上海的事情。有专家对上海的此类活动有着深刻的研究，此类人称为“囤头”或者“罗间”，“其实也是一些土恶地棍，时常以当差为名，把持勒索。如当时上海西城廿二铺杜家湾混堂桥一带罗间，就很凶顽。他们一般与衙门中的差役熟识，又与拆梢党相勾结”，做些索要勒索强凌之事。^[37]这与麦高温所记之事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