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面性

文化是多面的观察，亦是多面的表达，更是多面的归纳。“我们开始研究文化概念中特别容易引发争议的方面。莫里斯认为，通过各种标志，当我们接触到文化的一个方面时，这个方面就会引导我们怎样去看待该文化的人们，并且非常礼貌、理智地说出我们的看法，然后适时地做出评价。难怪文化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一场斗争，或者换一种我们更为熟悉的说法：文化是个敏感的话题，绝对具有争议性。”^[38]我们将“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作者进行分类，有三种类型：一是传教士，二是专家学者，三是兼有型。不同职业的人所积累的知识体系以及持有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形成了迥异的观察点，也就归纳出了相异的结论。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就是“就会引导我们怎样去看待该文化的人们”。所以，文化这一概念具有特别广义的内涵，尤其异域文化眼中的中国文化。借用韦森的话说，“文化是人之成为人以区别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和方维，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逻辑坐标’”^[39]。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来华西方人眼中中国的“逻辑坐标”，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因职业不同，“逻辑坐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一，列入传教士类的有两位，一位是英国的麦高温，还有一位是美国的明恩溥。明氏有两部著作——《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乡村生活》。

先来看明氏的《中国人的气质》，他在此书第26节中探究了“多神教、万有教、无神论”，想要探讨出中国人如此的信仰现状，能否信仰基督教，尤其注意到中国人的鬼神信仰问题。在第27节《支那之实状及现时之必要》中，则重点讨论如何改善中国之法，在书的末尾写道：

思改革支那者，必当溯其品行之本源而纯洁之，使良心实为实际上之帝王，且勿如彼日本维新以前之诸帝，恰如幽闭于宫内。于支那所必要者，诚实也。得此诚实，以认上帝，则可一新人之观念。故人不可不知人与上帝之关系。故于支那所最要者，在一新各人之精神，并一新家族及社会之关系是也。果然，则支那凡百之必要，均得总括于此唯一最大之必要之中，此最大唯一之必要何也？即基督教是也。支那者，不可不由基督教文明以完全之，且永久改革之。^[40]

克拉克·威斯勒在谈论文化的有组织的扩散时讲道：“只要提到传教士这个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近代那些个人的和有组织的‘使异教徒改变信仰’的活动。……所有这些人只不过是无数不同种类的文化传教士而已。……因为他要让‘异教徒’遵照传教士的伦理和产业观念去生活”，他进而指出，“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动机是不难确定的，商人和传教士的直接愿望也许都是自私的，然而他们内心也有一种感情，即为了异教徒自己的利益而改造异教徒。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人道的原因才努力传播我们的文化的。”^[41]看得出，克拉克·威斯勒是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的。但是必须注意，传教士在踏上异域土地进行传教活动、观察社会的同时，体会到了与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质，所以会形诸文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本。但是传教士的关注点与目的是不一样的，关注的是异教徒的“异”，此“异”是否利于传教，此“异”是否可以顺利改造？此“异”的特质往往就成了所传之教的本土化的内容，这也就是宗教传播过程中的变异问题。^[42]

传教士的“逻辑坐标”是发现并找出中国社会的弊端与问题，然后思考如何用基督教来改善，最后坚信基督教能够在中国运作起来。但是传教士们忙活了多年，却发现中国人对于他们所宣扬的宗教并不热情，于是多方寻求答案。一百年前一位叫作辜鸿铭的老人回答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他们往往更多地求助于想象力而不是求助于心灵。……实质上，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43]

第二，还有一类人，就是作为专家学者的来华西方人，有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马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伊罗生、英国哈德菲尔德大学教授罗伯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道森等。他们眼中、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中国文化显得截然不同，多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思索，更为稳健。（当然并不能说传教士的观察就没有专家学者的细致，思考就没有专家学者的深刻，这样的区别只是一种不同视角认识方法的讨论。）

传教士多是一种感受的记录，看到的、听到的、略有感触的，落笔记载，这些近代的传教士、明末的利玛窦都是如此。有大量的描写性文字，较为感性一些，如麦高温先生写道：“我们继续和这些出家人坐在一起饮茶。渐渐地我们彼此开始了解了，我发现我的心不再和他们离得那么遥远，反感的情绪也渐渐消散了。……他们眼神中的恶意也逐渐消失了，原先那令我们反感的傲慢神情也变得温和起来，变得富有人情味了”。^[44]而专家学者落笔就要谨慎一些，如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对看到的生活现象加以研究，如伊罗生教授在讨论美国的中国形象时，对调查对象的观点进行了不厌其烦地罗列，这样就会对“陈词滥调”有所认识。^[45]

对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其实是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探寻一些中国文化的特质，这是传教士与专家学者的共同目的；但是传教士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而这一目的是与其使命相联系的，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及的——传教。对于专家学者而言，没有了这一使命的束缚，那么其观察、记录就多了研究的性质。马森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综述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发现并探讨了18世纪中国的停滞现象，这是颇为深刻甚至是超前的观点。他说：“两位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统治了中国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这两代皇帝统治时期，清朝达到了它的权力鼎盛阶段，同时也开始进入衰落状态，确切地说，这个19世纪都处于这种状态。……也就在这一时代，中国开始进入停滞和倒退，而欧洲人和美国人正在取得特别是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成就。”^[46]罗斯教授也注意到了：“的确，中国文化在后来的某些发展阶段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绘画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在音乐方面，他们从未达到某种和谐的境地；他们的语言缺乏关系代词，句与句之间缺乏关联词。他们的文字还停留在古巴比伦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水平上。……如今，中国人的思想明显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不是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而是他们囿于某些宗教般的信条或观念。”^[47]

第三，有一本特别的著作，是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她关注了一些也是男性角度无法仔细体察的角落——裹脚。在她的描述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并对裹脚这一习俗有进一步的认识。一是她为了推进放足运动而见到了李鸿章。中堂大人说了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48]李鸿章作为朝廷一品大员，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阐发的，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实在值得注意，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此历史现象的解读是不同的。按我们平常的理解，妇女缠足是宋明以来理学宣扬所致，为了使妇女足不出户，在家相夫教子。即使在专家的研究中，集中分析了妇女缠足的六大原因：审美观念、礼教理念、心理变态、婚姻促使、权贵的推动、文人的倡导等^[49]，也是缺少李鸿章所讲的原因。二是立德夫人积极推动放足运动，收效甚微，就在其一筹莫展之时，一些突发的事件巧合般地使事情有了转机，当然代价是惨痛的。“在中国开展废除裹脚工作时，我们尽量节省经费，花费巨大的欧洲军队（八国联军）无疑推进了我们的工作，在疯狂的团民及肆无忌惮的俄国和法国士兵面前，裹脚的妇女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柔弱妇女的死亡，给幸存的男性亲属惨痛的教训。……在太平天国起义中，中国很多地方的男人们都发誓再也不让他们的女人裹脚，很多裹脚妇女集体自杀或被屠杀……”^[50]这些细节给了我们重新解读历史的机会，“缠足”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