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在《历史论》中提到，“总之我们要先明白两种法则：一是自然法则，一是人为法则”[1]。他进而论述道，“在这生长的过程上，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成就。这成就虽然不背于自然法则，却不等于自然法则，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的幼稚见解所积累成的果业。经久了，这果业便成为法则，就是所谓历史上的人为法则了”，并且最后断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促进人为法则使之切合于自然法则的历史”[2]。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有的发明都与自然相关，这是无法摆脱的自然局限。但是，人类的发明总是要高于自然法则，这种“高于”就是刘节所讲的“理性宰制蛮性”，其理性的就是各项制度的发明与创造。而人类既发明了正价值的制度，也发明了负面的制度，如婚姻制度中的一夫一妻制与收继婚制，解决争端与问题的制度有谈判也有战争，所以人类自从发明了制度之后，就致力于抑制不好的制度，而倡力好的制度。
在人类社会现存的制度中，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三项中，有自然的成分，也有人为的成分，自然的其实不能称之为“制度”，而人为的才可以称之为“制度”。《说文》曰：“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一曰止也。”“度，法制也。”[3]所以，制度就是裁断，就是规范，用创设的文字化的表述去规范人们的言行以及交往。对于文化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与经济了。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存在，政治几乎涵盖了一切社会事物与社会现象，没有不被政治所影响的社会其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是最高形式的规范。从唯物史观来看，经济与政治同样重要，同样不可忽视，经济在某种境遇、条件下会发挥比政治更为直接的影响。经济具有强大的制约性，也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唐朝的中国社会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国力强大，此时的经济就是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才出现了雄浑、宏阔的盛唐文化。对于北宋王朝而言，虽然史家提炼了为中国历史上“文化造极”之时代，但无论如何北宋都没有实现统一，所以许倬云称之为“列国体制下的中国”[4]。那为何北宋没有实现统一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兵力不振”；为何“兵力不振”呢？就是“积弱积贫”，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经济实力。可以这样说，即使北宋的经济像专家所说的那样“富甲历史”[5]，统治者也没有将足够的收入投入到军事领域里。北宋一朝，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尤其值得探究。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对于文化在任何历史场中都会发挥作用，只是或局囿于某种境况，会交织产生作用，有时候会有特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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