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巫史集团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殷商西周时期，中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巫史集团。巫总管一切“神事”，对一切军国大事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支配作用。以巫为首，有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构成了强大的巫职机构。[12]
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殷商西周时期的巫与后来人类学所探究的巫师是有截然的区别的。[13]《尚书·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时则有若巫贤。”[14]《史记·殷本纪》也说：“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15]从以上文献就可以看出巫史集团的重要性，主要从事占卜与祭祀活动，此外还有记史、教育等功能。
关于巫的功能，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第一，刚才谈到了殷商西周时期的巫与人类学所关注的巫是不同，甚至说是完全不同的。殷商西周时期的巫是文化滥觞时期的文化代言人，是文化的执掌者，内涵丰富，功能强大，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多有分化，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而人类学所关注的巫，与殷商西周时期的巫多产生的社会背景能够、文化土壤则完全不同，内涵较为简单，功能较为单一。
第二，关于巫史集团的功能与意义。在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赋予了新的意义，做了最新的阐释。在第一编第二节《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中认为“巫、史是中国有文字传世以来的第一批知识人与思想者”，随后即以“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祖灵崇拜观念及其与世俗权力系统的匹配、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表现的知识系统的整合”为题对巫史集团的意义进行了详尽而全新的阐释。
（二）文字创制
关于文字创制的意义，李学勤先生有段通俗但极有价值的论断：“（国际上通用的文明的标准，第二条就是要有文字）……文字的存在是文明最主要的标准。大家知道，文字是一个发明，不是发现，因为文字不是在自然界里的，是人创造出来的，是有了人类，然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的。文字是我们思维传达和保存的工具。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后来伟大发明还有很多，但是如果没有文字，所有人类的创造就没法传播，也不能存在下去。可以设想一下，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化怎么传播呢？想要传得远、传得久那是不可能的。”[16]在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肯定会牵涉到甲骨文、仓颉、金文等关键词，前辈学者蔡美彪对此有着精彩的论述：“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大事件，也是建立国家的必备条件。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它的合理内涵可能是表示生产物有了储存后，管仓人创造了图画储存物和记录数量的符号。考古发掘显示，夏代已有文字，但汉字的大量制作和广泛应用是在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是商代的原始文字记录，与后世的文献记录相印证……”[17]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去理解。一是考古学的，一是文献学的，既是认识文字起源的不同途径，也是历史解读的不同呈现。
第一，考古学的解释。李学勤在《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讲道：“当前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讨论的一个焦点，是符号与原始文字（以及文字）的判定和区别。这一方面的争论，无疑还将继续下去，然而无论如何，像吴县澄湖等地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多个符号，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陶片上的成行陶文，说与文字无关是不合适的。最近发表的襄汾陶寺陶扁壶的毛笔朱文文字（《中国书法》2000年第10期）是字也很难否定。……有一个观点，我在不同场合说过多次，这里还想重复一下，就是不能认为在中国境内的古文字只有像商周那样的汉字的前身。在四川及其附近发现的巴蜀文字，便不是汉字。至于史前文化的符号与原始文字，与汉字及汉字前身有无关系，更需要证明。前几年我提出，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有一种云片形或者火焰形的符号，肯定与汉字的起源没有直接关系。由此推论，我们利用对商周文字解读的知识技巧，去考释更早的符号或文字，只能是探索性的试验。夸大这种试验，难免陷于错误。”[18]
李学勤的论述，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其一，商周文字不是中国文字的唯一起源形式。
其二，一些陶文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其三，认为陶器符号或文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仅仅是一种试验。
第二，文献学的解释。中国古籍中关于文字的创制，有着明确的记载。《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19]段玉裁注：“仓，或作苍，广韵言，仓姓。仓颉之后，则作仓者非也。”《淮南子·本经训》：“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20]这就是典籍中对于仓颉及仓颉造字最明确的记载。
陈登原所作《国史旧闻》，以专题资料汇编，并加以论断而行世。其专题《仓颉》篇，汇集了史料中关于仓颉及仓颉造字的材料，可资一读。尤其谈到了仓颉造字的认识，在引用了《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和金圣叹《唱经堂随手通》（序童寿六书）：“造字不必专于仓颉，造字亦必专于仓颉。然则，仓颉之名，不当专于一人。万古以来，圣人之兴，如麻如粟，而必专仓颉之独造字者哉，此非一圣人能之也。”陈氏有案：“据上，造字不当专于仓颉一人，故曰：好书者众。又曰：其来尚矣。易言之，即谓造字不当有主名云。”[21]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认为文献的记载是正确的，也有认为考古学的解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学术界中，还是承认“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是汉字的前身”[22]。
（三）周人的文化维新
王国维说：“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3]王国维此语出自于他的名篇《殷周制度论》，道出了殷周之际的重大变革，也就是周代建立及周人实行的文化维新的巨大意义。在张岱年、程宜山认为，周之所以称之为文化维新，主要有三点：一是礼乐制度，二是敬德思想，三是天命观念。最后，他们讲道：“殷周之际的文化变迁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周初奠定的宗法制度及与之配套的礼乐制度、敬德思想、天命观念，影响深远。”[2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5]阐明了周与夏、商二代的区别，一个关键词“文”。哲学家牟宗三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文质者，简言之，殷质周文也。细言之，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所谓三教也。……商质周文，是也。若言夏文商质，则文质成格套，其义不实矣。须知由亲亲而至尊尊，由笃母弟而至笃世子，是历史一大进步。此一进步，至周始完成。故周文，实当其分也。……何以言周文？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两句尽之矣。周公损益前代，制礼作乐。孔子称之曰‘文哉’，荀子称之曰‘粲然’。然其密义则由尊尊传子而可窥。……笃世子是帝王世袭下政治公性之一表现，亦即尊尊之一表现。故由亲亲而至尊尊，是现实历史一大进步。”[26]
牟氏在其另一部著作《政道与治道》中又谈及了此问题，只是具有了极强的思辨性与概括性，他说：“殷周之际，周公制礼，是华族文化一大发展。故前贤有云：‘人统之正，托始文王。’商之‘主亲亲，笃母弟’，亦未必是意识上自觉之原则，亦不必一定传弟，有时亦许有传子。然无论传子传弟，恐皆不是法度上之自觉者。亲亲之杀、尊尊之等之厘定，以及其观念之浮现于意识上，亦是自周而始然。汉儒以亲亲一观念说商之所以为质，亦是后人之解析，当时未必意识到也。同姓不婚，以及宗法制中大宗小宗之确立，皆自周公制礼而始然，……可见制度观念之清楚、客观精神之表现，至周始大彰显。”[27]
牟氏的两大段论述，也就是从夏商之传子传弟制转换为传子之变化。还有宗法制度，同姓不婚以及大、小宗之别，这些综合起来皆是“亲亲尊尊”之问题。也就是从血缘政治关系向国家政府形态的演变，也是亲缘政治向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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