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从秦统一（前221年）到公元189年，这四百余年的时间，我们称之为秦汉时期。在这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先后有秦（前221—前207年）、西汉（前207—8年）、新（8—25年）、东汉（25—189年）四个中央政权的存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37]

（一）“统治”开始出现

三代时期，中国处于松散的邦国体制，天子只是邦国或诸侯名义上的君主，不是绝对的臣属关系，统治只在“朝贡”“献祭”“随征”等礼仪中发生和体现。但是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情势为之一变，从朝堂到百姓，帝王的命令与意志一定要实现，并不折不扣地贯彻。天下成了帝王的家园，百姓亦成了帝王的臣民。秦始皇统一后，着手制定实施了多项措施政策，开创了其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模式。正如史学家夏曾佑所言：“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夏氏处清末民初（1865—1924年），经历了世事巨变，识见了弱肉强食，其阅历与经验使其对历史有了更加准确与深刻的认识。他将秦始皇、汉武帝与孔子并立，可见二人对中国的功绩之巨大，其后他进一步阐释：“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38]

夏氏在《秦于中国之关系》中将秦始皇的统治技术加以归纳总结，共有十项，现罗列如下：

并天下，一也。

号皇帝，二也。

自称曰朕，三也。

命为制，令为诏，四也。

尊父曰太上皇，五也。

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六也。

夷三族之刑，七也。

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大夫、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内史、少府、詹事、典属国、监御史、仆射、侍中、尚书、博士、郎中、侍郎、郡守、郡尉、县令皆秦官，八也。

朝仪，九也。

律，十也。

此十者，皆秦人革古创今之大端也。^[39]

（二）经书注解与谶纬的出现：儒学的发展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并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上了学术的领导地位，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诸位要注意一个概念，就是“儒术”与“儒家”的区别。汉武帝的本意与初衷只是想借用董仲舒的“儒家”，也就是“儒术”，而不是孔子的“原始儒”。但还应注意，儒学的独尊，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儒学的兴盛，吕思勉先生说：“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40]

汉武帝为了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导致经学大盛的措施就是“五经博士”的设立。“五经博士”就是《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经》的官学负责人，一时间为求做官，读经之风盛行。同时经学内部由于对于经的解释各不相同，于是产生了各个流派，清人皮锡瑞有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41]。汉武之后，经学注解偏离了正常的理解，陷入了困境，在东汉为最甚。在西汉成帝、哀帝年间，出现了经学的谶纬化。

那什么是谶纬呢？二十余年前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是这样解释的：“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这些荒唐的谶纬迷信，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群众、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编造出来的。”^[42]可见，谶纬是一种思想统治的技术，麻痹群众，通过自然的显示来使得群众深信统治的合法合理性。但是同时应该注意，谶纬出现以后，虽然历代都有有识之士深堪其忧，对其进行批判，但是仍然大行其道，在后世中多有显现。从这一角度看来，谶纬虽有“神灵诡异”之处，但它的出现，对于统治者实现统治，确实有一定的帮助，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43]对此王子今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秦汉时代兴起的政治神学的标志，谶纬迷信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突出特征。谶纬同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正统的儒学之间有相互沟通、相互融汇的关系。谶纬显著影响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为封建皇权的合法性和封建王朝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44]。

（三）异域血液的注入：佛教西来

目前中国人信仰的宗教中，只有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本土生长的，其他宗教则是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塑造，都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许倬云讲过：“最为重要的‘他者’，则是经由西域进入中国的佛教。这一印度的宗教，在西域已由自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转世的大乘佛教。在前汉已经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终于成为中国文化必须面对的强大‘他者’，中国文化的内涵及价值，不得不在与佛教融合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佛教。”^[45]许倬云的这段话有以下信息：

（1）中国佛教来自于印度。

（2）在传入过程中，途经西域，所以说由西域传入。

（3）传入时间为：前汉，也就是西汉。

（4）佛教传入，中国文化改变，佛教也改变。

在这四项中，（1）（2）（4）在学界已成为共识，可是佛教传入的时间却说法不一，据陈登原统计，“……佛教来华，都凡五说：有谓来于三五之世者（三皇五帝时期），有谓来于先秦之时者，有谓来于秦始皇时者，有谓来于汉武帝时者，有谓来于汉哀帝时者。除汉哀时说之外，其余均属悠谬……”^[46]哀帝为西汉（前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年到公元前1年在位，在此六年内佛教传入了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多年的磨合，才与中国政治文化结合，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佛教，佛教为了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接受，选择了接受传统文化，如“孝”的接纳。而传统的中国，面对新鲜而势不可挡的佛教，采取了犹豫不决的态度，有过接受，也出现过几次“灭佛”事件，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接纳了佛教，佛教也改变了传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