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传统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与域外文化多有交流往来。到近代为止，较大规模的约有三次，一是佛教的传入。二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三就是清末巨变。在这三次交流中，其实不仅仅是核心内容佛教、天主教的传入，而是以这些核心内容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的传入才是最为关键的，如天主教的输入，其实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进入传统中国，中国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的传入，随之就是佛学思想、佛教艺术、音乐、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认识与观念，所以说“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吸取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经过东汉到隋唐五百多年的冲突与融合，佛教逐渐本土化，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对中国文化的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19]。

（一）佛教西来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众说纷纭，比较可靠的有西汉说与东汉说。西汉说记载于《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20]《册府元龟》卷九九六也记载：“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遵宪，向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者，止也，号曰佛陀，与浮屠声相近，皆西方言也。”汤用彤也说：“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21]这是西汉说。这里有一关键问题，就是大月氏，也就是贵霜国是否信仰佛教，只有大月氏信仰佛教，才有可能将佛教传入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22]而匈奴信仰的信仰呢？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可以看出，匈奴崇拜自然神，信仰天地、日月星辰，信仰祖先，没有提及信仰佛教之事。那么，既然匈奴不信仰佛教，大月氏也就不信仰佛教，也就不可能发生大月氏向中土传佛教的事情了。

《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之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23]这就是佛教西来东汉说，“这一说法虽带有些神秘色彩，但根据与其他文献材料的对比研究，基本可信，是目前关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间的公认说法”^[24]。

佛教传入中国后，并没有迅速融合于中国社会，一开始只在士大夫和上层官僚中传播、信仰，后来逐渐进入民间，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两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土，存于上层贵族官僚阶层，当时的信仰较为复杂，在《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塞桑门之盛馔。^[25]

楚王英贵为皇族，信奉两种信仰，一是黄老，一是佛教。这也就是两汉时期佛教的特色，释老并重。《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记载：“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26]

（二）隋唐时期的佛教

隋唐时期的佛学，大有可道之处，“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且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亦系在陈隋之际，始相综合，因而其后我国佛教势力乃大极度。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期也”^[27]。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佛经的大量传入与翻译，这样就促使了对佛经教义的理解与注释，由此产生了多个宗派，在唐代较为流行的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

天台宗崇奉的经典是《法华经》，所以又称法华宗。天台宗信奉“性具善恶”，这就与传统佛教的佛性至善理论完全不同，汲取了儒家的义理来解释佛经，是中国一个有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法相宗是玄奘创立的，教义烦琐，故而传播不广。而禅宗虽然发展较晚，却后来居上，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局面，所以印顺法师说：“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解脱自在（无住），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道路。”^[28]可见，禅宗是印度高僧达摩所创，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602—675年）是为五祖，座下弟子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神秀、慧能、智诜，其中神秀是上座，也就是法师级别的了，而慧能则是个杂役。五祖为了从众弟子中挑选衣钵传人，要大家都写一首偈子。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而慧能作为一名杂役，日常只有不多的佛经诵读，却写下了另一首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偈子的内容看，慧能肯定是看了神秀的偈子后，反其意而用之，没想到这样一首偈子却获得了五祖的极大肯定，最终将慧能确定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细读两位高僧的诗偈，会发现神秀主张的是渐悟说，有日常功课，在日常的修行过程中逐渐达到佛的境界；而慧能的则是顿悟说，以空灵援解佛义。神秀为禅宗北宗的创立者，慧能为南宗的创立者。后来，因南宗的办法较为简单，也容易修行，故而传播迅速，一枝独秀。

麻天祥先生在《中国禅宗思想史》中说道：“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辗转渗透、撷取兼容之后，大约在8世纪初，由于慧能及其门下的努力，禅宗思想终于得以形成。作为禅宗思想的唯一经典《坛经》，也在社会上开始流布。”^[29]可见禅宗的主要经典，也是唯一经典是《坛经》。也就是说，禅宗在唐时形成，代表人物是慧能，其经典为《坛经》，以心为本，以心为宗，以心解佛，以心见佛。所以赖永海讲道：“作为中土佛教之代表的禅宗，更是全抛印度佛教之源头而直探心海，由超佛之祖师禅而越祖之分灯禅，完全改变了传统佛教之面貌。至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30]

3.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初始传入中土的佛教，是以宗教而得到膜拜、崇奉，但是随着信仰者的增多，佛教的传播逐渐具有了广度与深度，并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普通民众结合在了一起，真正融入了中国社会。到了唐代，随着以禅宗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产生，中国人对佛教已不再陌生，甚至不再认为佛教为域外之宗教。谈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些教义对于中国人来讲可以说直接易懂，也特别容易接受。于是，佛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教内涵、仪式、教义，由其派生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文化形式也成为中国文化各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的同时，大量的佛教经典也被传入，并被译介。在译介的过程中，异域文字的中国解读，其实就是援解、衍生的过程。同时，在专有名词、词义的翻译中，意义地翻译也是文化之间解读的过程。自佛教传入之后，每一历史时期佛经都被大量地翻译，所以说充实了中国的本土文化，直接促使了佛教中国化的形成。楼宇烈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比较通俗地讲解了佛教之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一个类似于中国文化哲学的范畴——“缘”，原本在中国的意思是“沿着”或“边缘”之意，自从佛教进入之后，增加了很多佛教的意义，如缘起、缘生、因缘、有缘、随缘、结缘、惜缘。还有一些词也是和佛教有关的，如自由、平等、方便、真实、世界、解脱、众生、忏悔、心地、境界等等。^[31]

同时，佛教对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的三绝“诗、书、画”也有重要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的神秀和慧能的诗偈，尤其是慧能的诗偈，是真正的中国化的诗偈，见性见真，空灵之极。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王维，王维素有“诗佛”之称，他的诗与画都冠绝一时，其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名画《雪中芭蕉图》描绘了一片苍茫、天地一色、万物浑成的景色，可就在这冰天雪地中，却有一支翠绿的芭蕉意趣盎然地焕发着生机。陈允吉论道：“寄托着‘人身空虚’的佛教神学思想。这种神学寓意的实质，不论从认识论或者人生观来说，都是体现出一种幽郁消沉的宗教观念，它的思想倾向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32]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是这样评价王维的《雪中芭蕉》的：“意就是一种形象思维，使读者观者可以在他的作品中通过欣赏得到契合，也就是所谓神悟。这一派的手法，同写实派的手法不同。他有《雪中芭蕉》一帧，极负盛名，这正证明他的艺术是着重于意境的象征，而不是着重于饰绘，他的诗的特色，也就在这一点。”^[33]

佛教还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真正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影响。如净土宗主张念佛往生，只要口念佛号“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种简单的办法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注意，我们现在流行的口头禅“阿弥陀佛”就是从这来的，甚至“口头禅”这个词语，都是佛教用语，可见佛教对民间影响至深。还有一些佛教的专有节日，后来也逐渐演变成为全社会、全民的节日，最典型的就是“腊八节”，本来是纪念佛陀成道的，现在却赋予了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