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传统形成的地域条件

殷商时期，就出现了邑，甲骨卜辞就有“邑、四邑、大邑商、天邑商”的名称，^[5]“大邑商、天邑商”就是商之“大邑”，也就是商都，而“四邑”则是散落在商都周围的小聚落，“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的共同体，相当于一个村落……可以从事耕种和狩猎”^[6]。所以“以大邑商或洛邑为顶点，在诸侯的领域内各自仍有中心邑，那是由诸侯的一族集团所构成的，那里有各个时代的该地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如果从依据那个中心邑对该地区的其他小邑进行统治来考虑，这个城市式的邑仍处于当时历史的中心。”^[7]都与邑的地域对立已具雏形。

在西周时“体国经野”的情形已相当明显。杨宽阐述为“乡（国）遂（野）制度”。“国”是天子王城与诸侯的都城，“野”即是王城与都城以外的地区。并进一步明确了“国人”与“野人”的社会地位，“在各国国都中，主要为国君及大夫士等之宫室宗庙及朝廷官司与外宾所居之旅馆等”^[8]，“国人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有公民的政治权利”，而“野”所居者为士农工商，则不仅耕种土地，还要“对贵族随时贡献和服役”^[9]。至此，“国、野”的地域对立及“国人、野人”居住等级完全定型。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王纲不显、等级紊乱，国人与野人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国人”除了城中原有贵族阶层外，还包括原来在“野”居住的士农工商，而居住在“野”中的人则称为“庶人”，所以孟子有“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孟子·万章下》）之说。诸侯变法革新之后，国野之分更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正式确立。管仲相齐之时，分国鄙、别民居，仅是依现有的居住现状而加以政策上的确认而已，并非真正的革新之举。因为此时的社会早已没有了西周时的礼仪规矩，故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感慨。“都”为统治者居住之地，含有文化、政治中心之意，所以都当与城、国同义。“邑”与“鄙”则是生产之区。“都、鄙”与“国、野”之对立形态应为中国城乡的起源，也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分途的地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