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也认识到儒家伦理纲常的丧失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风败坏所造成的影响。为此，他们尊儒重教，大兴教育，培养人才，重振晚唐五代以来萎靡不振的士风。
太祖建隆二年（961）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成定例。次年，又用一品礼仪祭孔子。太祖、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国子监文宣王庙，置官讲说及赐‘九经’书”。[36]
真宗则更甚，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率文武百官集僧道3万余人登泰山封禅，拜祭孔庙，加谥号“玄圣文宣王”，并撰《文宣王赞》《崇德述论》，推崇儒学，掀起尊孔崇儒的新高潮。真宗重视儒学，曾对名儒邢昺说：“勤学有益，最胜它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书。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37]真宗还喜读儒家经典，多次带近臣观书龙图阁，对宋初宗室藏书颇为在意，曾说：“朕自幼至今，读经典其间。有听过数四。在东宫时，惟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今已类成正本，除三馆秘阁外，又于后苑龙图阁各存一本。但恨校对未精，如《青宫要纪》《继体治民论》，此一书二名，并列篇目。盖收书之初，务于数多，不嫌重复，甚无谓也。”[38]又命冯元定期讲解《易经》，下诏孙奭、杜镐、舒雅、李慕清等人校点《周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等，到北宋后期的哲宗，甚至“幸太学，先诣国子监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39]成为一项制度，延续到南宋末。统治者的尊师行为有利于形成整个社会的尊师风尚。
帝王十分重视儒学研究，大批儒学之士得到朝廷的重视与推崇，如著名儒学家邢昺，就得到太宗称赏与重用，《宋史》记载：
（邢昺）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上（太宗）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选赞》赐之。昺言：“家无遗稿，愿得副本。”上许之。缮录未毕而昺卒，亟诏写二本，一本赐其家，一本俾置冢中。[40]
重视儒学在科举制度上也有反映，《宋史·选举志一》：“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41]在宋初，虽然与儒学密切相关的诸科地位不及进士科，但录取人数并不少于进士科，这些考试科目直接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自然成为士子研读儒家经典的直接推手。
宋初尊儒与重教是紧密联系的，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42]宋代大兴学校也是宋代崇文的重要举措。宋代教育十分发达，官学之中的国子学和太学，其入学门槛不断下降，凡七品官员子弟均可入国子监就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学设立，其生源的范围更广，成为一般仕宦子弟学校。同时，宋代太学生人数激增，达数万之多。地方上有州学、县学，分别设教授两人与一人，大多由地方宿学名儒担当。太学、国子学则以时贤掌教，他们对士风的转变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都有重大的意义。
宋代私学性质的书院极为兴盛，宋初有“四大书院”“六大书院”之说，真实数量远甚于此，白新良先生统计：两宋书院共有515所，其中73所可以确认为北宋书院，317所为南宋书院，其余125所书院只能笼统称为宋代书院。[43]著名的如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以弥补官学的不足。书院与科举密切联系，许多考中功名的士人都有入私学读书的经历，如范仲淹曾读书于应天书院多年，状元冯京、郑獬曾求学于笙竹书院等等。朝廷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封官等措施褒扬扶植私人书院，书院也自觉承担起儒家道德教化的功能，如太平兴国年间，邓晏建秀溪书院，设崇礼堂，祀孔子及颜、曾、思、孟四哲，尊儒崇道，重视传统士风的恢复与重建。
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性质的书院，其教育的主要内容都以儒家五经为基本教材。宋初各学校经学教材继续使用唐代注本，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徐彦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穀梁传疏》、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等。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朝廷颁布“九经”于各级官学，并成为官方经学教材。学校教育成为转变士风、推进道德建设的主要阵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44]孙复、胡瑗、石介等饱学耿介之士聚众讲学，培养大批儒学士子，北宋中期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儒学名流都受其影响，尤其是名臣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5]并出现一大批尚忠义、重名节、富有责任感的新型士人群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46]
宋初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士风建设，如以陈桥驿兵变篡夺帝位的赵匡胤，在坐稳帝位后大肆封赏反对他的人，推崇精忠节义，对此《香祖笔记》卷九记载：
宋太祖自陈桥拥兵回，长入，祗候班乔、陆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杀。咸义不臣宋，自缢。太祖亲至直舍，叹曰：“忠义孩儿！”赐庙曰忠义，易班曰孩儿。终宋之世，孩儿班帽后垂粉青头巾，为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门以黄罗护之，傍穿小门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间，又命撰二侯加封碑文。惜二侯之名无考，碑文见《随隐漫录》。据此，则宋历朝之褒忠可谓至矣。《五代史》乃不为韩通立传，何所忌讳耶？王子融作《唐余录》，载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以宋初褒赠之典，有见哉！[47]
而太祖对早已怀揣“周帝禅代制书”的先朝翰林学士陶穀却十分鄙视，《邵氏闻见录》记载说：“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48]就连宋初名臣范质，太宗都说他：“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49]可见帝王也有意提倡忠义以补世风的浇薄。
五代宋初士风中的鲜廉寡耻、因循守旧，甚至混世顺时的士风在宋初的文化重建中慢慢得以改变，由五代顺延而来的宗白诗风也随着士风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徐铉到二李再到王禹偁，其白体名家的诗作也暗合这士风的演进。同时，这种量的积累至仁宗庆历前后得到一次质的飞跃，如前文所说大批新型士人群体集中涌现，可以说没有宋初三朝官学与私学对儒学及其传统道德的艰难恢复，仁宗朝是很难形成彬彬之盛的庆历士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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