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体诗在宋初的首先兴盛与统治者的喜好与有意提倡有直接的关系。太祖建立赵宋政权，虽立崇文抑武国策，但毕竟天下尚处在分裂之中，如何武力统一是摆在新生政权面前的头等大事，没有多少精力用于文教事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连当时最高的官学机构——国子监，都破败不堪。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亲临三馆，不无感慨地对左右说：“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贤俊耶？”[63]随即重修三馆，招贤纳士，崇文之风日盛。
太宗自己也喜爱舞文弄墨，《全宋诗》收录其诗达560余首，相当一部分是君臣唱和之作，叶梦得说：“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64]
太宗统治时期，君臣唱和极为普遍，如：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攻取北汉，基本完成统一大业，甚喜，“作《平晋赋》，令群臣皆赋；又作《平晋诗》二章，令从臣和”；[65]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申，上作《喜春雨诗》，令群臣和”；[66]雍熙元年（984）三月，“己丑，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67]《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此类记载甚多，如：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丙辰，上始狩于近郊，作诗赐群臣，令属和。[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雍熙元年）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华山隐士陈抟入见，于是复至，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在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当百岁，自言经五代乱离，幸天下承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抟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化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之理，无术可传于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主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是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甲申，赐抟号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台观。上屡与属和诗什，数月，遣还。[6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制《元旦》《除夕》诗各二章，赐近臣，俾之属和。翰林学士张洎，上表解释诗意，凡数千言。上甚悦，命宰相召至中书奖谕。[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
真宗继位，延续其父的崇文国策，对白居易也十分敬仰。景德四年（1007）二月“辛巳，以唐刑部尚书致仕白居易孙利用为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坟茔影堂”。[71]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癸卯，命江州葺唐白居易旧第。上与辅臣言及居易，嘉其能保名节，故有是命”。[72]真宗多次下诏修缮白居易坟茔、旧宅，可见对白居易的推赏。宋真宗统治期间，君臣唱和、赐宴众多，朝臣之间的诗酒唱和更是彼此不断，仅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列举几条如下：
（咸平二年八月）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乐。戊午，上作《社日》五言诗，赐近臣属和，宰执求免次韵。上曰：“君唱臣和，亦旧制也，无烦多让。”[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
（咸平三年二月）丙子，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自是著为定制。[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
（咸平四年）三月癸酉，枢密院言，准例春季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都人游赏，又大宴于含元殿。上以太宗忌月，命有司讨详故事以闻。史馆检讨杜镐等引晋荀讷、唐王及善、韦公肃所议，以为礼有忌日无忌月，其春宴及上巳金明池、苑，并合举乐，从之。[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
（咸平四年三月）己丑，宴射后苑。上言及大射、投壶、乡饮酒之礼，因命直馆各赋射宫诗。上欢甚，诏群臣极饮，恣其沉醉。凡节序赐宴，则宗室、禁军大校、牧伯、诸司使皆令习射。[7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
（咸平四年五月）庚辰，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朱昂罢为工部侍郎，致仕。……旧制，致仕官止谢殿门外，于是，上特延见命坐，劳问久之，令候秋凉上道。复遣中使锡宴于玉津园，两制、三馆儒臣皆预，仍诏赋诗饯行。恩渥之盛，近代无比。[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
（咸平三年九月）丙戌，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阁，仍赐宴以劳之，赐器币有差。[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
（咸平六年三月）丙午，左司谏、直昭文馆种放再表乞暂放归山，诏许之。特授起居舍人，将行，宴饯于龙图阁。又诏三馆、秘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坐皆赋。[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
（景德二年五月）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为右谏议大夫，放谢病，乞游嵩山，诏许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抚。召对赐宴，赋诗饯行，恩礼甚厚。[8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
（景德二年十二月）丙子，承天节，群臣上寿于崇德殿。旧制，中书门下枢密院文武百僚、内职既上寿，诣大相国寺行香，设会于资圣阁。至是，枢密使而下，前一日罢道场赴会，是日枢密与学士、三司使副复集。遂以为常。[8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
（景德三年夏四月）右谏议大夫种放有兄丧，赐告归终南，宴于龙图阁，上作诗赐放，侍臣皆赋。放每至京师，秦雍学徒多就而受业，上面奖之，放顿首谢。[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
只要有空闲，真宗都召集群臣侍宴赓和，《青箱杂记》说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83]
宋初统治者坐稳江山以后，希望人们不要心存异心，而白居易的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人生态度自然有利于稳定统治。陈寅恪论述白居易思想中的佛道成分时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84]这种知足不辱与统治者希望士人也像方外人士一样，能“独善其身，不干势利”。[85]
宋初复兴文化的政策使白体诗的创作超越五代，因而大兴，又与宋初崇文的文化背景“结合”，“惯性”得以“加速”，迅速崛起诗坛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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