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禹偁病逝后白体诗人的分化及昆体之风兴起
真宗咸平四年（1001）五月戊子，年仅48岁的王禹偁卒于蕲州，使得真宗颇为伤感，也让宋初白体诗人失去了一面旗帜，这给本来就松散的宋初白体诗人以巨大的打击。以前与王禹偁交往密切的诗人诗风纷纷转向昆体，例如上文所提到的李宗谔、张咏、丁谓、晁迥，他们都带有白体的底子而走向昆体。
正如上文所言，白体与稍后而起的昆体并非那么水火不容，除王、杨之间的亲密关系外，从诗歌创作方式的次韵酬唱到诗歌内容闲适咏物，再到创作心态的雍容尔雅，都有一致的地方，其主要区别应是艺术上的更加典雅富赡。宋初白体诗人急剧分化转入昆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随着王禹偁的早逝，也改变了宋诗的复古路经。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迅速走向诗坛的中心，他们从王禹偁由学白进而尊杜的路径受到挫折，富丽绵邈的李商隐成为诗坛效法的主要对象，宋初白体诗则从主流诗坛迅速淡出，并渐次融入宋诗的洪流之中，成为宋诗的底色之一。
（二）宋初诗坛演进的复杂性、迂回性及其原因
王禹偁诗文在太宗朝后期影响颇大，但随着他的早逝，白体诗人纷纷转向分化，其现实品质与言志精神受到抑制甚至“挫厄”，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昆体诗人走上诗坛中心，新朝又开始了规模更为盛大的颂美唱和之中。
这种带有浓厚的新朝盛世颂美的唱和、咏史之作将王禹偁所开创的诗歌之路拦腰折断，显现出宋初诗坛演进之路的迂回性与复杂性。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王禹偁早逝之外，应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如：
首先，缺少强有力的政治地位的保障。
王禹偁在太宗朝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但其政治地位颇为尴尬，与之前的二李甚至宋白难以相比，与之后的欧、苏更是难以企及，政治地位与其文坛的影响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都有密切的联系。
王禹偁享年不永，又屡遭贬谪，虽三入承明但都极为短促即遭到贬谪，入翰林也仅百日，太宗始终未曾大用，也从没有知过贡举以扩大阵营，团结同道。因而，他看到苏易简榜下放孙何等358人诸生时，自己有一丝复杂的心理，曾作诗赠给送别自己的新科进士们，其诗写道：“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槐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394]心中的怅然十分明显。虽然王禹偁上有毕士安、宋白等诗坛、政坛师友为盟，下有后学丁谓、孙何等青年才俊为继，同时又与田锡、张咏等人交友深厚，但与太宗朝为数众多的浅俗馆阁白体诗人相比数量还是甚少，难以形成合力，根本不能与欧阳修利用科举之力推进文风、诗风的演进可比。
其次，时机尚未成熟。
宋初经过几十年的文化重建，文学自信力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文坛的主流仍然是在“范唐”的阴影下徘徊，就连王禹偁本人也染五代之习，如林希逸曾说：“王元之又在尹、穆之前，虽未能尽去五代浮靡之习，而意已务实，但未得典则之正。”[395]更不要说其他的诗人。
因而，当王禹偁的诗歌对宋初白体有所突破时就会显得“势单力薄”，缺少更多的同道之音，正如叶適所指出的：“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论议之故也。”[396]时至欧、梅主盟诗坛，赵宋王朝的文化重建已经经历七八十年时间，庆历士风已然形成，崭新一代士人人格独立意识更加明显，文学自信更是空前，他们不满足于在历史堆里缝缝补补。欧阳修主持下的庆历诗坛，为宋诗的演进指明了方向。
再次，白体诗自身的不足。
宋初白体诗是“唐音”阴影下的诗歌创作，除了王禹偁、田锡、张咏、晁迥、徐铉等少数作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外，绝大多数都存在内容空泛、创作形式单调、创作情感匮乏、艺术成就低下等毛病。其通俗浅易、言尽意尽、不重技法的诗歌崇尚与乱世文人的兴趣爱好与涵养学识是一致的，但随着文化重建的推进，读书破万卷的士人普遍增多，饱学尚雅的新一代文人也自然不会崇尚浅易之风，杨亿连老杜都讥之为“村夫子”，何况更加俗气的白居易。
同时，随着赵宋王朝统治的巩固，盛世颂美的时代要求逐渐浮现出来，通俗滑易的白体诗风与雍容尔雅的盛世赞歌也难以吻合。因而，富赡典丽、高雅宏博的西昆体就在白体流行之时悄然登上诗坛，并随着白体旗帜——王禹偁的病逝而进入诗坛的中心。
宋初白体诗歌在历史遗产中摸索前行，为宋诗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珍贵的艺术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令人叹惋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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