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习惯说：《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不过，笔者要提醒各位，司马氏父子编写《史记》的时候，可没把它当成一部史书。
事实上，司马氏父子这部著作本来不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东汉学者王充的《论衡》，都称为“太史公书”；汉代最重要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则将其著录为“太史公”。此外，还有叫“太史记”的，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中国古籍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分。一般来说，“经”是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等；“史”是历史记录，比如《三国志》、新旧《唐书》《宋史》《明史》；“子”是一家思想言论，常以作者的名字命名，比如《墨子》《庄子》《董仲舒》《氾胜之书》；“集”是则诗文汇总，如《楚辞》《全唐诗》《欧阳修集》《苏轼集》等。显然，按照这个分法，《史记》最初的书名更像是“子书”而非“史书”，司马迁自己也提出，《史记》这部书是“成一家之言”。难怪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说：“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的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
西汉时期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遗址
不过，在“太史公书”“太史公”或“太史记”问世的时代，书籍还没有“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的六分法。这个分类方法最初由西汉后期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发明，之后被《汉书·艺文志》沿用下来。“六艺”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家，也就是传统的儒家“六经”，“六艺略”大致可以对应后来的“经部”；“诸子略”大致可以对应后来的“子部”；“诗赋略”大致可以对应后来的“集部”；至于“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三部分，内容上实际也应归属“子部”。
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之中，有对应后来的“经部”的，有对应后来的“子部”的，有对应后来的“集部”的，唯独没有对应后来的“史部”的。这说明，西汉时期，人们还没有普遍产生史学的观念，在这种大环境下，司马氏父子怎么会自觉自愿地专门写一部史书呢？
翻开《汉书·艺文志》，我们注意到，《太史公》一书被列在“六艺略·春秋家”：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榖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榖梁传》十一卷。榖梁子，鲁人。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榖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榖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二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
《汉大年纪》五篇。
在上述目录里，“太史公”位列正数第二十五条、倒数第五条。那么，《史记》被列入“春秋家”到底合不合适呢？既然“太史公”这个书名好像子书，为什么《史记》没被列入“诸子略”呢？
事实上，把《史记》放在哪儿，目录编辑者是犹豫过的。“春秋家”里的书，当然多少要和《春秋》有关。《史记》与《春秋》有关系吗？当然有。《太史公自序》明确提到，司马迁所作《史记》是对孔子所作《春秋》的继承。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不但和《春秋》有关，还和《易》《诗》《书》《礼》《乐》有关，所以不能算是“诸子”，而要归入“六艺”。可是，《史记》是继《春秋》而作，它同《春秋》的关系是不是特别密切呢？不是。与《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以“传”解“经”的著作相比，它并非《春秋》的注解，而是另起炉灶。所以，把《史记》同《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并列，似乎也不妥当。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注意，上述目录正数第十八条为：“《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这个《议奏》，乃是汉宣帝在位时的石渠阁《议奏》。据《汉书·宣帝纪》记载：“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石渠阁《议奏》是西汉朝廷对“六艺”经典进行的梳理整合，其总结性价值自然不言而喻，所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书”“礼”二家便直接以《议奏》结尾。
曹魏正始石经中的《春秋》经拓片
参照“书”“礼”二家，“春秋家”亦当以《议奏》结尾。我们观察上述目录可以发现，其实，《议奏》之前著录的书籍都是围绕《春秋》本经形成的各种解说，这些书籍到《议奏》为止告一段落。而《议奏》之后出现的书籍，则又是独立于《春秋》本经之外的专著，《史记》——“太史公”也在其中。这些书虽然仍与本经有关，但它们显然不是解说《春秋》的著作。这表明，在“春秋家”的石渠阁《议奏》之下，《汉书·艺文志》事实上将《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冯商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诸多书单列作一个部分，正暗示着这些著作与《议奏》之前那些专门解说《春秋》经的著作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特殊的部分呢？除了《史记》，这部分书籍还包括我们熟悉的《国语》和《战国策》，它们显然疏离于传统的经学范畴，而接近于后世所理解的史书。或许，《汉书·艺文志》正试图为《国语》以后这部分书籍在“《春秋》家”里模糊地规划出一个“史书”的空间，尽管它没有明确提出“史书”的概念，只能算是史学观念的萌芽。
能够佐证这一点的，还有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一篇议论，见于《后汉书·班彪传》。
其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在班彪这里，“史”的概念已经趋于分明，他基本按照史官、史记的源流，把《汉志》“六艺略·春秋家”石渠阁《议奏》之后所附书目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大致定义为“史书”，并且以《左传》冠其首，这个现象颇值得注意：《左传》是《春秋》之传，班彪却根据其实际内容将它纳入史学的范畴，从而在“经—传—史”之间搭建起一条学术通道，也解释了《汉书·艺文志》将《国语》等书附于“六艺略·春秋家”的原因。
司马氏父子本没有专门撰写史书的意向，汉代的史学观念也直到班彪、班固父子才开始萌芽。至于《史记》正式定名为“史记”，那已经是魏晋时候的事了。而到唐代，书籍终于有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记》一书，《隋书·经籍志》列为“史部”之首，从此被奉为中国古代正史的开山之作。当然，这种将《史记》单纯定义为“史书”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初衷，甚至一定程度上对《史记》的思想价值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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